“你在说我小器吗？”达乐反问。
麦隆抢在培顿回话前插嘴道：“你们两个别斗嘴了，我们哪一个最聪明或最辛苦并不重要。我们四个都有罪。知不知道东窗事发时，我们会被判多少年徒刑？”
“不会东窗事发的。”约翰突然生起气来。“我防得很严，没有人抓得到我们的把柄。没有电话记录或书面线索可供追查，唯一的记录只存在我家的个人电脑里，但没有人开启得了那些档案。即使警方或证管会起了疑心，他们也找不到证据定我们的罪。”
“蒙克会使警方找上我们。”麦隆向来不信任那个雇来的帮手，但他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工具，而蒙克正好符合要求。蒙克和他们一样贪婪腐化；如果不照他们的话做，他会失去一切。
“他替我们做事那么久，你应该开始相信他了，麦隆。”培顿说。“何况，如果他向警方告密，他的下场会比我们还要惨。”
“没错。”约翰嘟嚷。“听着，我知道我们说过要一直做到麦隆满四十岁，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撑不了那么久。有时我觉得我快要……见鬼的，我不知道。”
约翰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双手反握在背后凝视外面的灯光。“我有没有说过瑟琳和我是怎么认识的？在现代艺术中心。我们两个想要买同一幅画，在激烈的争执中，我爱上了她。天啊，我们之间可以说是天雷勾动地火。经过了这么多年，那种火花仍在。现在她濒临死亡，我却束手无策。”
麦隆瞥向达乐和培顿，他们两个都点了头，于是他说：“我们知道你深爱瑟琳。”
“别把她说得像圣人，约翰。她并非完美无缺。”达乐说。
“天啊，那样说真是冷酷无情。”培顿嘟嚷。
“没关系。我知道瑟琳不完美，她有她的怪癖。但我们谁没有小小的执着？”约翰说。“她只是担心会有所匮乏，所以每样东西都非要有两件不可。她有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视并排摆在床边的电视柜上，其中一台她日夜不停地开着，但她担心它会坏掉，所以一定要有另一台备用。从商店或目录订购东西时也是如此。总是同样的东西买两个，但那又有何妨？”他问。“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如今她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她爱我而忍受我。”他低下头轻声说：“她是我全部的生命。”
“是的，我们知道。”麦隆说。“但我们担心你。”
约翰转身面对他们，愤怒使他面孔扭曲。“见鬼，你们担心的是自己。你们认为我会出差错而坏了大事，对不对？”
“我们确实那样想过。”麦隆承认。
“约翰，我们不能让你发疯。”培顿说。
“我不会发疯的。”
“对，好。”达乐说。“不如这样吧。如果需要帮助，约翰会告诉我们。对不对？”
约翰点头。“没问题。”
他的死党们不再提那个话题，剩余的夜晚都在计划他们的下一个案子。
他们继续每周五见面，其他三人都对约翰日益严重的抑郁保持缄默。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三个月过去，他们都没有再提到瑟琳。后来约翰崩溃了。他受不了继续眼睁睁看着瑟琳受苦，他告诉他们，他现在无时无刻不在为钱发愁。他觉得那样很可笑，因为他们在“播种社”的帐户里有几千万美元的存款却在五年内都不能动用。他告诉他们保险只够支付瑟琳一小部分的医疗费，如果她继续拖下去，她的信托基金迟早会用完，他的财务也会被拖垮。当然啦，除非其他人同意让他从“播种社”的帐户里提钱。
麦隆反对。“你们都知道离婚协议迟迟无法谈拢和其他的事搞得我这会儿左支右绌。但是，如果现在提款而不结清帐户，我们就会留下书面记录，国税局就会──”
约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那样太冒险。我不该提起这件事的，我会另外想办法。”
接下来的那个周五下午，他们在最常去的“杜利酒吧”聚会。店外倾盆大雨、雷电交加，店内回荡着爵士乐手的歌声，约翰靠在桌边低声说出他阴郁的愿望。
他想要自我了断来结束折磨。
他的死党们又惊又气。他们斥责他不该有轻生的念头，但没有多久就看出责骂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他更加难受和消沈。疾言厉色很快变成担心忧虑。他们该如何帮助他？
一定有办法。
他们继续围坐在桌边商讨着，一起思索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好友的困境。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在将近午夜时；其中一人大胆地说出其他人的想法。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被判了死刑。如果有人该死，那个人也该是他长期受苦、生不如死的妻子。
她要是死掉就好了。
后来没有人想得起来是谁提议杀了她。
按下来的三个周五下午，他们都在讨论那个提议的可行性。但一等辩论结束，投票表决后，此事便成定局。他们全体一致同意地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一个人反悔或犹疑。
他们不觉得自己泯灭人性，也不承认贪婪是他们的动机。他们自认是不择手段、勇于冒险、大权在握、成就斐然的白领阶级。他们是众所周知的狠角色，而且把那个封号当成恭维。尽避自负又大胆，他们还是没有人敢老实地把那个计划称为谋杀，所以都把它称作“那件事”。
他们确实胆大包天，因为“杜利酒吧”离纽奥良警局第八区派出所只有半条街。当他们在计划犯案时，围绕在身边的都是警员和警探。两个被派驻警局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偶尔也会来这里光顾，积极进取的检察官也到这里来培养人脉。把“杜利酒吧”视为专属酒吧的，除了警察和检察官以外，还有博爱医院和路大医院那些工作过度却未获赏识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这两群人通常是壁垒分明，互不侵犯。
“播种社”没有选边站，他们总是窝在角落里。但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在酒酣耳热之前，不断有同事或马屁精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是的，他们确实胆大包天，置身在纽奥良警察中间还能沈着地讨论安乐死的细节。
若非已有所需的管道，讨论不可能如此深入。蒙克为钱杀过人，绝不会对再度杀人感到良心不安。达乐首先看出蒙克的利用价值而使他免遭司法审判。蒙克知道他必须报恩。他答应达乐，只要风险可以控制和价钱合适，他什么事都愿意做。撇开感情因素不谈，他们的杀手终究是生意人。
他们相约在蒙克最常去的“法兰基酒吧”谈条件。位在十号州际公路边的破旧酒吧里充满菸草和花生壳的味道。蒙克发誓那里有南部最好吃的炸虾。
他迟到了，而且没有为他的姗姗来迟道歉。他就座后立刻开出他的条件。蒙克是高级知识份子，这是达乐使他免于死刑的主因之一。他们需要一个聪明人，他正好符合要求。他长得一表人才，温文儒雅的模样令人无法想像他是职业罪犯。在涉嫌谋杀被捕前，他没有任何前科记录。和达乐达成协议后，他把他丰富的履历自夸了一番，包括纵火、敲诈、勒索和杀人。警方当然不清楚他的经历背景，但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了谋杀罪，只不过证据后来离奇失踪。
其他人第一次与蒙克见面是在达乐的公寓里，他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恶棍，没料到见着的却是一个气质与他们类似的高标准专业人士，直到他们仔细凝视他的眼睛。它们就像鳗鱼的眼睛一样冰冷无情。眼睛若真是灵魂之窗，那么蒙克已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