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
「開頭有很多，太多了，很是討厭，于是決定一個也不要。現在我已經過了‘客串女朋友’的年齡，要找一個真正耐久的，不那麼簡單，所以先擱一會兒。」
「我也是客串的。」我說。
「不不，你是游客。」他說。
我笑，雨還是沒有停，有點象春雨似的，細如油。
我問︰「你的法文好不好？」
「不好就要死了，我都住了三年了。」他說。
「我不會法文，」我說︰「說來听听，一向認為除了國語，法文是最好听的，你到底是兩樣都說得好。說來听听。」
他用法文問︰「你要我說什麼？」
「隨便什麼。」我說。
他說了一大堆，聲音很低，我听不出來，可是我一邊微笑，一邊听著。
「說了什麼？」
他用英文翻譯︰「在這種天氣里，在一個這樣被公認美麗的城市，遇見一個可愛的同鄉女子，很容易愛上她，然而換一種天氣，換一個地方，又怎麼樣呢，人是很奇怪的一種動物。」
我微笑。
雨停了，我們慢慢走回去。
出來的時候沒有鎖門，我發覺我的襯衫與褲子都放在他的床上，樓上的小姐真是一位可愛的小姐。
但是我身上的袍子又髒了。
他說︰「沒關系，這次我幫你洗好了送上去。」
我模模褲袋，那一百法郎還在。
「你今天快樂嗎？」他問。
我努力的點點頭。
我抬頭看我的紅汽球，氫氣漏了一點，它下降了一點。快樂要適可而止，不要象這汽球，等它的氣全漏光了，才放手，就沒有意思了。
他是一個漂亮的人，但是換一個地方，又怎麼樣呢？大概是不行的，很少有國際性的人，通常一個人，離開了他的地盤，就變得失措無常了。
我借他的洗手間換了衣服，拿起他給我畫的速寫。
我道別。
「夜未深，」他說︰「你知道，巴黎人痛恨睡覺。」
「該走了，」我說︰「我沒有資格做巴黎人。」
「我送你回去。」他說。
「不用，我會叫計程車。」我說︰「而且雨已經停了，明天我要出去買一把傘。」
「我替你叫車子。」他說。
他陪我下樓，叫了計程車。我站在車門口，看了他很久，他的長褲的褲管已經濕了，憑他的習慣，這條褲子又該換了，一個很修邊幅的藝術家。
「謝謝一切。」我說。
「不用客氣。」
「特別是這張畫。」我說。
他微笑。
我上了車，走了。
回到酒店，把那張速寫藏在箱子底下，非常寶貝的樣子，他真的畫並不是這樣的，這不過是為游客而作，六十法郎一張的貨。
我又微笑了。
第二天又是個下雨天，可是我沒有去買傘，我沒有上蒙馬特，我叫了車子到奧利機場，我飛回倫敦了。
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不打緊，對他來說，不算是一種負累。
我覺得這麼多次數來巴黎，沒有比這一次更開心的了。
說不定有一天我會在香港踫見他，他穿得西裝筆挺，在中環，自他父親的廣告公司出來，我會向他擠擠眼，說︰「喂……」假如我們還記得對方的話。
回到了家，經過暑假，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把那張速寫瓖了框子，掛在床頭。
同學們見了，總是很了解的樣子，「噢，蒙馬特的貨色。」
我微笑。
又過了幾個月，由校方轉來了一個極大的包裹，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畫，上面貼滿巴黎的郵票。校方責備我說︰「這包裹真是煩死人，又沒有姓名，又不能退回，只是說︰‘中國小姐，法科，倫敦大學，’法科有十多位中國小姐，都說不是她們的，這是不是你的？你可以拆開來看看。」
我知道是我的，臉上泛起一個微笑。
校方說︰「以後叫你朋友寄東西，寫得清楚一點。」
是一幅真的畫。
那是我，一件長袍，站在樹下，頭頂一道虹，背後一個灰色的佔姆士甸，他手中拿著正義女神的天稱，我的左手拿著一只藍汽球，右手做一個OK的姿態，是一幅極好的半超現實畫，寫盡了我的矛盾。
我把那麼大的一張油畫按在胸前，熱淚滾滾的流下來，這真是一個知己。
看看郵戳的日子，這張畫是航空來的，可是因為輾轉的關系，經過兩個月才到我手里。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後，馬上動手畫的。
畫上沒有簽名。
我馬上把畫掛在那張速寫旁邊。然後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到蘇邦大學去。我沒有他的姓名，可是我附著我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到底是念法律的，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沖出去把那封信寄了。
那幅畫得到了同學們的激賞。甚至有美術系的人跑來看。
我的臉被畫得很美。
他們都說︰「這可不是她？一天到晚嚷法律悶，可是年年考了第一，升了級，年年說念不下去了，眼看就會畢業，整天與教授吵架，可是功課準時交，到了圖書館，專門看畫冊，好象很反叛的樣子，其實最妥協，幻想力又特豐富，情緒不穩定，說老實話，這個人是再了解你沒有了，不然怎麼在一幅畫里全表達了出來？」
我不響。
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
可是一直沒有等到，也沒有退回，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但是一直沒有被退回，他到底有沒有收到信呢？我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等到我畢業，還是沒有收到他的信，我放棄，對于一個藝術家，要求不能太高。我抱著那張畫回家，掛在房間里。
有朋友來看見，都說好，他們說︰「怎麼沒有署名？」
有一天，他成了名，我會知道他是誰吧？
有一天，我成了名，他也會知道我是誰吧？
以後我畢業竟沒有再去巴黎。巴黎要年紀輕去才好，年紀大了，眼光就不一樣了，沒意思。象那一年，我才廿一歲，法科三年級學生，穿破褲、破衣服、破鞋，一身臭汗，踫見那樣一個人，才有意思。
我也不是國際性的啊，到巴黎，穿破衣服，到香港，穿巴黎時裝，誰知道呢？
後來的朋友只是說是一張漂亮的畫，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因為我變了。我想我是變了。
但是我記得巴黎，巴黎對我來說是再熟沒有的一個地方，從蒙馬特走到聖米雪兒，可以走上三個小時，或是四個小時，走累了，可以隨時坐在地下休息。
老實說，換了是今天，我就不玩那種瀟灑了，我就會回去找他，真正跟他做一個朋友。可是如果我那麼做，就不會有張畫了吧？
每每想起這件事，我就微笑。
除了微笑，還能做些什麼事？
我沒有成名，也沒有成為一個大律師，我結婚了。
那張畫始終掛在娘家原來的臥房中。
我的一生很平凡，沒有波浪的，沒有值得回憶的事。只除了這一件。與丈夫去旅行，總是避開了巴黎，反正他也去過，我不想有比較。
我們去瑞士、奧國、美國、巴哈馬，很多地方，但沒有巴黎。
丈夫跟別人說︰「她不喜歡巴黎，我也不喜歡，太繁華了，有種不堪的味道，況且也被去濫了，況且那是個藝術家去的地方，不是嗎？我是醫生，她是律師，我們不去那地方。」他理由充分。
我不響，有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丈夫的事，妻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妻子的事，丈夫也知道得越少越好，千萬不要互相了解，了解才糟糕呢。
所以我總是微笑。
沉湎
伍期安這樣對心理醫生說︰「她沉緬寫作，一直同我說，只有在創作過程中，她才得到至大滿足，還有，世事無常殘缺，可是在她的故事里，她永遠得心應手，漸漸，她愛上了她一手創造的世界，根本不願自書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