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感動，真的好感動。
但是，沒有幾天，慶筠又徹夜不歸了。當他拖著疲倦的腳步，睜著布滿紅絲的眼楮，狼狽而踉蹌的回到家里，他不等我開口，就先發制人的對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賭錢！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見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愛，那麼，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沒有顧全過我的自尊？我的感覺？」
我驚愕得幾乎不會說話，好半晌，我才低低的說︰「你不是說，每個作家的第一部小說，都是自傳，你會諒解嗎？」「會諒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連你的父母都不會諒解你！我怎會諒解你！」
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腦中昏昏沉沉的，連思想的力氣都沒有了。幾天之後，我在報紙的副刊上，讀到一篇作品，作者是慶筠。再仔細一看，文章的內容，居然在寫我，他杜撰了許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的大罵了一場。我等他回家，深深的注視著他，我沉痛的說︰「我不知道你這樣恨我！」
他看著報紙，頓時歉容滿面。
「對不起，」他說︰「那天我覺得沮喪極了，所以寫了這篇東西，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憤而已！」
「泄憤？」我難過極了。「我讓你這麼生氣嗎？為什麼呢？僅僅因為《窗外》，還是你對我的愛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的看著我，試著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自從你出了書之後，我就無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們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寫，受不了自我的期許，也受不了這個家里的氣氛！」他痛苦的用手抱著頭，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覺得我已經完了！」
看他那麼痛苦，我也痛苦起來。年輕的我，還不太懂得為對方設想。易地而處，我可能也會和他一樣痛苦。如果我能多為他設身處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與更多的耐心和愛心，來挽救我們的婚姻。但，那時的我太年輕，肩上已扛著沉沉重擔，父母給我的壓力已使我透不過氣來，總覺得慶筠該給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這種態度來對我，怎會對我說，他受不了這個，受不了那個……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覺得自從他回國以後，我們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著他，悲哀而無助，我說︰「如果我讓你這麼痛苦，那麼，就讓這場悲劇結束了吧！」
「什麼叫‘結束了吧’？」他大聲的問。
「離婚！」這兩個字從我嘴中一吐出來，我們兩個都有些驚怔了。他死死的盯著我，一語不發。（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婚姻的失敗，我實在要負相當大的責任。我總覺得自己委屈，不能去體會他的委屈。在我的書出版後，我也沒有去體諒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認為我不適宜做個「妻子」，我和慶筠會走上離婚的路，都因為我扮演不好「妻子」這個角色而造成的。連「離婚」這兩個字，也是我輕易出口的。）
當時，我一提到「離婚」，兩人都震動了。慶筠看了我很久，終于點了點頭，咬牙說︰「這樣也好！」
可是，一轉身，他看到小慶，他把孩子抱了起來，抬頭看我，啞聲說︰「你預備讓小慶沒有爸爸，還是沒有媽媽？」
我眼淚一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就是《窗外》出版，帶給我的各種壓力。說真話，《窗外》的出版，是我寫作生涯的一個大大沖刺。但是，在我真實人生里，它卻帶來毀滅性的風暴。
第十五章初見鑫濤
那年，我二十五歲。整整一年，我發瘋一樣的寫作。
生活里再也沒有什麼樂趣，我和慶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兩樣︰小慶和寫作。
我在五月份，就開始寫《六個夢》。由于《六個夢》是中篇小說，我寫了前三個夢，就又馬不停蹄的開始寫《煙雨蒙蒙》。《煙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著去完成了《六個夢》。我會這樣拚了命去寫，完全和《窗外》有關。我要證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寫別的。《六個夢》首先在《皇冠》發表，《煙雨蒙蒙》接著在聯合報副刊發表，都是平鑫濤安排的，那時，他是《皇冠》的社長，也是「聯副」的主編。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濤見面。
會和他見面，是因為我到台北去接受「電視訪問」。那時候，電視還是很新鮮又很時髦的東西，能被「電視訪問」是件非常難得又非常光榮的事。我人在高雄，要離開小慶三天，去接受電視訪問，我很不願意。鑫濤又是信、又是電報，十萬火急。勸天下的夫妻，千萬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濤親自到火車站來迎接我。我們素昧平生，但已通過數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覺平淡無奇。雜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車，很驚奇的發現鑫濤站在那兒，很肯定的注視著我說︰
「你一定就是瓊瑤！」
鑫濤那年三十六歲。個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兒，卻頗有種凌人的氣勢。他如此年輕，雙鬢已經微斑，兩眼卻炯炯有神。看起來充滿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會面，我們誰也沒料到，日後我們竟會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時，我只是很驚奇，很驚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認出了我，我問︰「怎麼會認出我來？」「從《窗外》里認識的，從《六個夢》里認識的，從《煙雨蒙蒙》里認識的！」他笑著說，幫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認識吧！是非常熟悉了！」
後來，我才知道，鑫濤是個相當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見我，卻說了很多話。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會問我︰
「我們第一次在台北火車站相見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電光？」「什麼電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響呢！轟隆隆，好大的雷，天搖地動。」「不開玩笑，說真的！」
說真的，沒有電光，也沒雷響。二十五歲的我雖已結婚生子，又寫了好些篇小說，仍然涉世未深。鑫濤的身分地位對我來說，是個「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說的命運，他是一個大雜志的社長，又是一家大報的副刊主編！還在廣播電台主播「熱門音樂」。（他是第一個把搖賓樂介紹到台灣來的人，他主播「熱門音樂」時，用的是藝名「費禮」，他還用這藝名，翻譯了《原野奇俠》和《麗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個很奇怪的人。能編雜志，能寫稿，能翻譯，能廣播，能懂「熱門音樂」……簡直是個「十項全能」！面對這樣一個「人物」，會讓我自覺「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纏繞著我。我稱呼他「平先生」，對于他會親自跑到火車站來接我，深感「受寵若驚」。在這種情緒下，怎會有什麼電光石火呢？但是，當他笑著談《窗外》、《六個夢》、《煙雨蒙蒙》的時候，我卻感到十分親切，十分溫暖。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卻全然沒有陌生感。那天，因為有許多事要討論，他請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館里，他告訴我訪問的內容，需注意的事項，和《窗外》發行的情形，讀者反應的情況……他說了很多，我只是靜靜的所。那時，我有些著急，因為，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須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對于我寫《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見父母，很想去住旅館，但我身上卻沒有住旅館的錢。（《窗外》一書的稿費，我用來買了一個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終心不在焉，很想問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