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先生，能不能借給我一點錢？」
第一次見面，這句話始終問不出口。最後，公事都談完了，鑫濤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門口，遲遲疑疑，就是不敢按門鈴。我等鑫濤走掉之後，還呆呆的站在那門口，想不出見了父母要說什麼？認錯？不，我不覺得我有錯。直到如今，我都不覺得我寫《窗外》有什麼錯。我呆站在那兒，冬天，天氣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門鈴。我在門外徘徊，走來走去，走去走來，足足磨到天色全黑，這才鼓勇按了門鈴。後來，鑫濤告訴我︰
「你知道嗎？那天送你到家門口，你看起來好奇怪，所以我並沒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著你，想等你進門之後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鐘！真想跑過來問你，到底你有什麼為難之處，又覺得跑出來會太冒昧了！後來，好不容易看你進了門，我才放下心來。」隔了許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說︰「你小小的個子，穿著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風底下，走來走去的。我覺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壓力，壓在你的肩上，你那種‘不勝負荷’的樣子，讓我終身難忘。」
原來，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還是進了父母的家門。父母畢竟是父母，不論他們對我多麼生氣，他們仍然沒有拒我于門外。我怯怯的看著他們，等著他們罵我。可是，他們只是對著我，輪流的嘆氣，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我可憐的父母，當我一無所成的時候，他們失望傷心。當我終于《寫作出書的時候，他們又害怕擔心︰不知道我的筆下，對父母家庭，會不會造成傷害？看到他們這麼難過，我也難過極了。頓時體會到，「寫作」要付的代價，豈止是青春年華的默默消逝，它還會讓你「孤獨」。不止在寫作時的「孤獨」，還有寫作後的「孤獨」。瞧，我為了寫作，失去了慶筠的愛，又為了寫作，失去父母的愛！這代價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電視台非常隆重的訪問，第一次面對攝影機，第一次面對訪問的人，第一次用「現場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緊張。鑫濤始終在電視公司陪著我，訪問前，就一直給我打氣。訪問後，他說我講得很好，保證我並沒有失言或失態。那時還沒有錄影機，我自己無法看到自己在熒光幕上的樣子。電視訪問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廣的訪問。好忙碌的一天！訪問都結束後，鑫濤請我去他家里吃飯，于是，我見到他的妻子和三個小孩。鑫濤的妻子非常美麗，三個孩子活潑可愛，最小的一個兒子比小慶只大幾個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圖畫，心中深受感動。看著他的兒子，想著小慶，我自然而然的談起我的家庭，我的寫作，我的父母，我的兒子，和我為了《窗外》，所受到的種種壓力。我沒有強調什麼，只是淡淡的說。鑫濤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我並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過我的徘徊，只感覺到，他听得好認真。
然後，鑫濤也談起他自己，和他辦《皇冠》的經過︰
「你知道嗎？我離開父母，一個人來台灣的時候，身上只有二兩黃金，是我全部的財產。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台灣人生地不熟，舉目無親，只好在同學家里打游擊！」
我听得很入神，因為他來台的情況，和慶筠很相似。
「後來，在同學的介紹下，進入台肥六廠去當公務員。住在廠里的單身宿舍里。當時，有三個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決定要辦一本綜合性的雜志。于是，四個人聚資，拼拼湊湊，勉勉強強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譯稿、創作稿……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寫的，跑印刷廠、裝訂廠……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冊，把我那間單身宿舍堆得滿滿的。我們四個人擠在小屋里，人手一冊，自己欣賞自己的稿子。」
很親切的話題，我了解那種「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後，我們要設法把這些《皇冠》賣出去。我騎了腳踏車，載著《皇冠》，到一個個書攤去，請他們寄售，他們連寄售都不肯！有幾家勉強接受了，卻把《皇冠》丟在地上，用許多別的雜志堆在它上面。這樣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從書堆理挖出來，請書攤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氣的說︰‘這種破雜志，沒有人買的啦！’我听了真傷心。一個月後結算，只賣掉五十七本！我們四個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個月，賠得慘兮兮，三個都退出了，只有我堅持。每個月都騎著腳踏車自己發書，書太重了，騎到後來，大腿兩邊的淋巴腺都腫了起來！」
我听了，實在非常震動，原來這本已十分成功的雜志，是如此艱辛創辦的。假若沒有過人的熱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敝不得年紀尚輕的鑫濤，已經「早生華發」了。然後，我們又談到《皇冠》雜志的現狀，說也不信，這本雜志已發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艱苦，由于利潤太少，始終都是「慘澹經營」。鑫濤手下，只有一個職員，厚厚的一本雜志，從看稿、編輯、美工、印刷，到校對，他樣樣都要做。說著說著，他就笑了起來︰「真不容易，現在已熬到第九年，我們終于遇到了一個瓊瑤！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飛了！」
很大的恭維，我笑了，滿懷溫暖。那一夜，真是很溫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車回高雄，鑫濤仍然到火車站來送我。我上了車，他遞給我一個很大的牛皮紙口袋，說︰
「一點小禮物，回家以後再拆！」
我拿起來，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開本的書。我收下了，一路都沒有拆封。回到家里，慶筠迎了過來，滿臉困惑的對我說︰「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來一架落地電唱收音機！不知道是不是送錯了地址！」我奔過去一看，好豪華的一架落地電唱機，四聲道身歷聲的，簡直太奢侈了！自從我的小破收音機被小偷偷掉以後，我就和音樂絕緣了。此時看到電唱機，實在驚訝極了。電唱機上沒名片，沒卡片，什麼都沒有。我突然想起鑫濤給我的牛皮紙口袋，匆匆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疊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基和莫札特！我翻弄著唱片，一張小紙條掉下來，鑫濤那天馬行空的「草書」，草草的寫著︰
「知道你寫作的辛勞後，深覺慚愧，稿費一直算得不高，因《皇冠》也撐持得相當辛苦。一架落地電唱機，是從閑談中，得知你們家庭中所需要的，請看在特意讓高雄朋友代勞的一片苦心中，笑納吧！」
我衷心感動，不止為了唱機，還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細心的安排，實在是個有心人。（事隔多年以後，我笑著問鑫濤︰「第一次見面就煞費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機，有沒有心懷不軌呀？」鑫濤正色回答︰「別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寫作得那麼艱苦，覺得太抱歉了，想補償你一些稿費，又怕傷了你的自尊。後來听你說不喜歡熱門音樂，比較愛古典音樂，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機的點子！」然後，他又笑笑說︰「雖然沒有‘心懷不軌’，倒的確是‘用心良苦’呢！」）
就這樣，我們家里有了唱機，我可以一邊寫作，一邊听音樂，寫作時不再那麼孤單了。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買一次菜，節省了不少時間。《皇冠》和《聯副》的稿費加起來，已是一筆不小的數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將成為過去。但是，慶筠的落寞和失意，卻與日俱增。我越忙于寫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發表出來，他不再有笑意。一天，他苦惱的凝視著我，說︰「我應該到‘清水’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