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我们经过了吗？”她感兴趣地。
“我不敢去，我念书时走错路曾转了进去，真把我吓坏了，房子全是黑黝黝的，人也全是黑的，凶神恶煞般地，我以为自己一定没命了，把所有车门都锁得紧紧的。”
“说得这幺夸张。”她不相信。
“别不信，真有人开车进去，不小心而弄得尸骨全无。”斯年认真地。
“到底是什幺地方？”她问。“我可还想活下去。”
“泽西城。”他说：“真是要特别小心，那个地方的特色就是黑和脏。”
“不是黑和美？”她开玩笑。
“我永远感觉不出什幺黑和美。”他也笑了。
然后，车停在一幢非常气派的屋子前，由红砖和白色木混合造成的，有少许的英国风味，窗前是一大排圆形的树，看不见窗，只是透出稀疏的灯光，院子大得离奇，四周也静得离奇，连狗声也未闻。
“就是这儿？”她问。
“是。”他点点头，眼中带有奇怪的神色，仿佛想起了以前念书的年代，又高兴，又有点惆怅。
“多大的院子，起码要走五分钟才能到达屋前。”她感叹的。“你以前一个人住？”
“是的，有时朋友、同学也会来往，反正有五个卧室。”他淡淡的。“里面很大，有地下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室内游泳池。”
“真舒服，这是香港人所不能想象的。”她说。
“我们香港人的享受是多方面的，”斯年淡淡地说，“吃、喝、玩、乐都是一流的，衣、食、行又都不成问题，只要有钱，就可以享受到世界最好的一切，只是住的方面就差了一点。”
“我情愿住得好一点。”她立刻说。
“那——你可以申请来美国。”他笑。“大房子、大车子，是美国人的特征，其它衣、食方面他们就要求不高了，尤其是黑人，他们将所有的财产全投资在房子上。”
“难怪我见到许多并不富裕的人开劳斯莱斯，开凯迪拉克。”慧心笑。“为什幺他们要这样？”
“因为房子不能移动，不能到处炫耀，汽车就不同啦。”斯年说。
他今天看来轻松而愉快，似乎忘了他是个奉献自己的神父了。
“现在我们到克里夫活的‘蓉园’去，好不好？”她问：“我肚子饿了。”
他没出声，却立刻驾车前行。
“还远不远？”她问。
“半小时左右。”他说。
“在这儿半小时算是短距离，但在香港，可以从尖沙咀到大埔了。”她笑。
“说句真话，香港地方太小，有一点成就便会令自己以为了不起。”斯年说：“到了外国，地大物博，站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下面，才会突然觉得自己的渺小。”
“这倒是事实。”她承认。“到了美国，我觉得自己变得谦虚，必须非常努力上进，否则很快被会被人比下来。”
“这倒不必担心的。”他说：“洋人远不如你聪明用功，你一定会比他们出色。”
“也不见得，出色的洋人也很多，我得小心。”她说。
“我告诉你，洋人的背景和我们不同，我们是非念得好，非成功不可，但他们却不同，他们是这儿的人，有家有亲人在，成功与否不像我们那幺重要，当然，我不否认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实在出色，像——朗尼。”
“朗尼？哈佛那个教授？”她很意外，斯年居然提到他？难道他不记恨了？
“我再回哈佛念书时遇见过他。”斯年淡淡地。“他很好也很友善，不过——我们没有交谈。”
“为什幺不？”她问。
“当年的误会，我很惭愧。”他笑。
“你现在承认是误会？”她打趣地。
“当时巳知道，不过——钻进牛角尖是很难自己走出来的。”他说。
“当时——我也去了机场，不过没让你看见。”她考虑一下，慢慢说。
“我是没有看见，我当时实在太激动，不过——”他看她一眼，“说真话，我感觉得到你来了。”
“我躲在一边，那时候——我恨透了自己，几乎想一刀把自己杀掉。”她垂下头。“我怎会把事情弄得这幺糟呢？我这自以为聪明的人。”
“不是自以为聪明，而是自以为是。”他拍拍她的手。
她反手握着他的，他犹豫一下，也轻轻握住她，就这幺沉着，互相握着手，直到目的地，那个“蓉园”。
“到了。”他说。
“到了？”她有点茫然。
他们有一天会到达目的地吗？
回到＊N＊LAZA已是深夜，斯年送蕙心到房门日，说声再见，转身就离开了。
慧心能体谅他，他是神父，不能再对他有什幺要求了，他们同游，说一些心底的话，又互相紧握着手，是不是巳超出了神父的规条？
回到房里，正预备冲凉休息，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斯年，这幺快就回到房里了？”她开心地说。除了斯年，还有谁会打电话来呢？
“斯年？不，我是李柏奕，还记得我吗？”是柏奕的声音，柏奕？他在香港？或纽约？
“是你？柏奕？你在哪里？”她惊讶地。
“我昨夜就到了，一直睡到今天中午，也住在这酒店，但我一直找不到你。”柏奕在笑。“我以为你去了波士顿，又查到你还没退房。”
“我和朋友出去了。”她笑。“找我有事？”
“没事不能找你？”柏奕的语气是开心的。“和朋友出去玩，是——斯年？”
“是。”蕙心直认不讳。
“他——也来了纽约？他不是——不是当神父了吗？”柏奕大感意外。
“是啊！他来为教会办点事，顺便回哈佛拿他的一些证书。”蕙心说。
“我知道，他是哈佛的P.H.D，很了不起，”柏奕说，“你们约好一起来的吗？”
“有这可能吗？”她反问。
“无论如何，慧心，明天一起午餐，如何？”他开门见山。他就是这个脾气。
“抱歉，柏奕，明天一早我就得出发，”她歉然地说，“这是原巳订好的时间。”
“没关系，总有机会的。”他爽快地。
“你还没说为什幺来美？”她问。
“哦！回来作演示文稿及开会。”他说：“每年总得来回个十次八次，早已习惯了。”
“停留多久？”她又问。
斯年回来之后，柏奕和任哲之仿佛都变成遥远又陌生的人，斯年——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
“三四天，”他似乎有些遗憾。“每天都得开会，所以不能去波士顿看你了。”
“我只不过是去念书，不敢劳动你。”她说。
“斯年和你一起去？”他突然问。
“是。他开车，他是识途老马。”她坦然地。“我自己去怕会走冤枉路。”
电话里一阵沉默。
“我也很乐意为你开车领路。”他说。
“我知道，或者——以后会有机会，”她困窘地，“斯年只是顺道罢了。”
“我能见见他吗？”他突然问。
“我们九点钟出发，你可以在厅堂见到我们。”蕙心很含蓄地说。
“九点？”他笑。“我八点一刻就要赶去公司了。”
“那幺下次啦！等我们回到香港时。”她说。
“一言为定。”他大方地。“斯年陪你三个月？”
“当然不，他大概只停留十天，我来读书是不需要陪伴的。”她说。
“啊！那太好了，下个月我仍会回来，我一定抽出一天去波士顿看你。”他开心地。
“好。我会等你。”她说。
她累极了，想结束谈话，但柏奕却仍没挂断的意田“慧心，我觉得近来你有点改变。”他说。
“哪方面？我自己倒不觉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