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么是爱情的滋润。”我笑。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瞧好不好？”她自手袋中取出一只盒子打开，取出一条K金的袋表链子，登希路牌子。
我说：“真肯下本钱，现在这K金不便宜。”
“三千七百多。”她说：“还好。”
“你三个星期的薪水。”我说，“人家等男朋友送，你送给男朋友，这人又还是别人的丈夫，这笔帐怎么算，我不明白。但是很明显你并不是会计人材。”
她把表链收好。把笑容也收好。“你不会明白的。”
我明白。花得起，有得花，又花得开心，何乐而不为之，我们都不是吝啬的人。
“你快乐？”我问。
媚仰起头，显出秀丽的侧面轮廓。“我不知道。至少我心中有个寄托。昨晨我做梦，身体仿佛回到很久之前，在外国孤身作战，彷徨无依，一觉醒来，冲口叫出来的是他的名字——你明白吗，翘？”
“我明白。”我说。
我真的明白，我不是故做同情状。
“他会不会离婚？”我问。
“我不会嫁他。”她断然说，“这跟婚姻无关。”
“你的感情可以升华到这种地步？”我问。
“每个人都可以，视环境而定。”
我们坐下，我取出一包银器与洗银水，慢慢的一件件拭抹，媚帮着我。
我向她微笑。
电话铃响。
媚向我挤挤眼，抢着听。
“不——我是她的佣人。是，她在，贵姓？贝？”她笑，“请等一等。”
我骂：“装神弄鬼。”抢过话筒，“喂？”
“我忘了跟你说，我姓贝，”
我问：“你为什么送花给我？”我认出他的声音，很吃惊。
他沉吟半晌。“我不知道，表示好意。”
“你是——贝文棋先生？”我只认识一个姓贝的人。
“是。”
“你是个有妻室的人。”我说道。
“有妻室的人几乎连呼吸也是犯罪，是不是？”
“照说应与妻子同时吸进氧气，然后同时呼出碳气。”
“很幽默。”他说。
“谢谢你的花。”我说。
“你好吗？”他问。
“心情很坏，发生很多有怨无路诉，哑子吃黄连故事，幸亏每日收鲜花一大束，略添情趣。”
“这是我的殊荣。”他说。
媚在旁扯着我的手不住的偷听，我又得推开她，又得回话，头大如斗。
“你有没有企图？”我问。
“企图？当然有，”他笑，“你想想，翘，一个男人送花给一个女人，他有什么企图？”
“约会？”我问，“面对面喝一杯橘子水？到的士可跳舞？你在开玩笑吧……”
他沉默一会儿，然后问：“为什么？是因你我都太老了？”
“不。”我说。
“那是为什么？”他问。
这时媚静静地伏在我肩膀上听我们的对白。
“因为你属于别的女人，而我一向过惯独门独户的生活，我不想与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
“说得好！”
“对不起，贝先生，经验告诉我，一杯橘子水会引起很多烦恼。”
“可是你很喜欢那些花——”他分辩。
“没有任何事是不必付出代价的，”我心平气和的说，“将来我总得为这些花痛哭，你不必再送了。”
“铁腕政策？”
“让我说，”我谦虚，“我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你对我无好感？”他问。
“相反地，贝先生，如果你没有妻室，我会来不及的跟你跳舞吃喝看电影。”我说，“你离婚后才可以开始新生命，否则我想甘冒风险的女人很少，你太太那身材是我的双倍，如果我给她机会掴我一掌，我会非常后悔，相信你明白。”
他说：“我原本以为你的口才只运用在张佑森身上。”
“我一视同仁。”
“那么我不打扰你了，再见。”
“再见，贝先生。”我放下电话。
媚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微笑。趁现在不痒不痛的可以随时放下电话；如果不放，那就非得等到痛苦失措的时候，想放都不舍得放。
我好好的一个人，干吗要做别人的插曲。
媚叹口气，“好，我晓得人各有志。”
“你晓得便好。”我说。
“我们吃饭去。”她说。
我取饼车匙。
“你一定要名媒正娶才肯跟一个男人？”媚问道。
“倒也不见得。”我说道，“我只是不想痛苦。”
媚低头笑。
我闲荡了两星期后回学校。
我改变态度做人，原来工作不外是混饭吃，一切别往心里搁，无关痛痒的事少理少听少讲。反正已经赌输了，即使不能输得雍容，至少输得缄默。我只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完就走，回到家中，我又是另外一个人。
教书我只说课本内的事，经过这次教训，做人完全变了，既然学校的要求止于此，我就做这些，何必费心费力理不相于的事。
我连话都懒得说，态度悠然平和，既然事不关己。也没有什么喜怒哀乐，常常带个微笑。最吃惊的是兰心。
兰心跟我说：“翘，你是怎么了？这次回来，你像万念俱灰，怎么回事？”
“千万别这么说，”我一本正经改正她，“什么灰不灰，别叫老板误会，降我的级，失节事小，失业事大，房东等着我交租金的，知道吗？”
“翘，你以前口气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错了。”我简单的说道。
以前我确是错了，做人不是这么做的，以前我简直在打仗，岂是教书。凌奕凯冷眼旁观，不置可否，别的同事根本与我谈不拢，也不知底细。
至于老板，走到哪里我都避着他，他也知道我避着他，大家心里明白。
我并没有退掉家中的《南华早报》。以前我真想致力教育，尽我所知，尽所能灌输给最易吸收知识的孩子们。既然环境不允许，别人能混，我为什么不能混？混饭吃难道还需要天才不成。
可是身为教书先生，混着有点于心有亏，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心底想转行的念头像积克的豆茎一般滋长，我的思想终于搅通了。
学生们都察觉我不再卖力，下课便走，有什么问题，是功课上的，叫他们去问分数高的同学，私人的难题恕不作答。
掌珠说：“蜜丝林，你好像变了。”
我淡淡的问道：“谁说的？”并不愿意与她多讲。
我不是厌恶她，也不对她的父亲有反感，只是我那满腔热诚逃得影踪全无，我只关心月底发出来的薪水，因为这份薪水并不差，因为我生活靠这份薪水过得顶优游，我把注意力放在欧洲二十日游。雨花台石卵、艾莲寇秀店里的水晶瓶子，等等。这些美丽的物质都可以带来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快乐总好过没有快乐。
师生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师生之间与任何人一样，谁也不对谁负任何责任。
张佑森没有打电话来。他终于放弃了。我不是没有愧意，想找他出来谈谈，又想不出有啥子可以说，很难办。与他说话讲不通。我开车接送他到处玩，没兴趣。让他坐在公寓中，我又不耐烦服侍他。
当然可以嫁给他。他会对我好？说不定若干时日后阴沟翻船，谁可以保证说：这人老实，嫁他一辈子他也不会出花样。逃不掉的男人多数是最乏味的男人，乏味的男人也不一定是乖男人，张佑森的脑袋里想些什么，我从来没知道过，我不敢嫁他。
既然如此，熄了的火头就不必再去点着它。
张佑森这三个字被擦掉了。
贝文祺。我沉吟，人家的丈夫。他的妻子太胖太嚣张太张牙舞爪，不然也还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她是个温文的女子，纤细带哀愁的则不妨，万一争执起来，还有个逃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