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心耸耸肩，“还是吊着他再说吧，反正没吃亏。”
“说的是。”我说，“吊满了等臭掉烂掉才扔。”
她喝一口茶，“依我说，你别跟老校长吵，役好处。这份工作再鸡肋一点，也还养活你这么多年，你瞧这公寓，自成一阁，多么舒服。”
兰心这女孩子，就是这一点懂事，因此还可以做个朋友，她把生活看得很透彻，没有幼稚的幻想。
“没有事，”我说，“他不会把我开除，你少紧张。”
“何掌珠这女孩子也够可恶的。”兰心说，“她老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很……”我说，“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他为人固执，事情对他不利，他自己不悦。”
“既然如此，不如小事化无，”兰心说，“你是明白人。”
我沉默。
第五章
“或者嫁人。你到底想嫁怎么样的人？”兰心问。“你不是认识好些医生律师？”
我笑：“牙医也是医生。办分居的也是律师，看你的选择如何。”
兰心不服气，“你再不能算是小鲍主了吧？”
我仍然笑：“‘对先生’还没出现，没奈何，只好再等。”
“你已经老了。”她刺激我。
“可不是。”我说道。这是事实。
“你仿佛不紧张。”兰心说。
“我就算紧张，也不能让你知道。”我说。
“你心目中有没有喜欢的男人？”
有，像贝文棋，男人最重要是让女人舒服。有些男人令女人紧张：不知道化妆有没有油掉。衣服是否合适，笑声会不会大多。但贝文棋令我松弛。只是我的宗旨是从不惹有妇之夫。
我做好三文治，大家吃过，躺着看电视。
她说她想搬出来住。
我劝她不可。房租太贵，除非收入超过六千元，否则连最起码的单位都租不起，为这个问题谈很久。时间晚了，她自己叫车子回家。
第二天，桌面又放着玫瑰花。
兰心问：“谁送的？你家的那束还没谢，这束送我吧。”
“拿去。”我说。
她笑：“多谢多谢。”
会是谁呢？这么破费。
何掌珠进来跟我说：“我父亲要替我转校。”
我说：“念得好好的——”没料到有这一招，觉得很乏味。都这么大年纪，还闹意气，把一个小女孩子当磨心。
我叹口气，或者我应该退一步。
我问：“你父亲是不是要我跟他道歉？”
“我不知道。”掌珠说。
“我来问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他的电话号码是什么？”我拿起话筒。
掌珠说了一个号码，我把电话拨通，何德璋的女秘书来接电话。
“哪一位？”
“我姓林，是他女儿的教师。”
“请等一等。”
电话隔很久才接通。
何德璋的声音传过来，“林小姐，我在开会，很忙，你有什么话快说。”仍然是冷峻的。
“你为什么不在××日报刊登启事，告诉全港九人士你很忙？”我忍不住，“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这个人老土得要死？只有那一句例牌开场白。”
他惊住半分钟之久，然后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很粗暴，“否则我要挂电话了。”
“掌珠说你要为她转校，如果是为我，不必了，我下午递辞职信，她在本校念得好好的，明年就可以毕业了。谨此通知。”
他又一阵沉默。
“再见，何先生。”我挂上电话。
何掌珠在一旁急得很，“蜜丝林你——”
“叫我翘，”我拍拍她的手背，“我自由了，谁在乎这份工作！”我转头过去，“兰心，明天如果还有人送花来，你可以照单全收，如果楼下会计部的张太问我为何辞职，你转告她，我在三角桃色案件中输了一仗，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只好回家韬光养晦去！”
兰心变色道：“翘，你发神经。”
“我现在就回家。”我把所有的书与簿子倒进一只大纸袋里。兰心走过来按住我的手，“千万别冲动。”
“我不会饿死。我痛恨这份工作。我痛恨所有的工作，我需要休息，我要到卡曼都夫好好吸一阵大麻。”我说。
“蜜丝林——”掌珠在一边哭起来。
我说：“我回家了。兰心，你好言安慰这小女孩。跟老校长说我会补还信件给他，一切依足规矩。”
我抽起纸袋，洋洋洒洒的下楼去。
凌奕凯追上来，“翘！”
“什么事？”我扬起头。
“你就这样走了？”他问。
“是。”我说，“不带走一片云彩。”
“你是真的？”
“真的。我愁眉苦脸的赚了钱来，愁眉苦脸的花了去，有什么乐趣？”我用张爱玲的句子。
“你太骄傲，翘。”
“我一直是，你不必提醒我。”我转头走。
他追上来帮我挽那只纸袋，我们一直走到停车场去。“你不生我气？”我问他。
“你一直是那样子，你跟自己都作对，莫说旁人。”
他这话伤到我痛处，我说：“你们这种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明白，当然我明白，正如你说，翘，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老把自己当没落贵族，误坠风尘，翘，你以这种态度活下去，永远不会快乐。”
我说：“我的快乐是我自己的事。”
“你真固执如驴。”
我上车。
“翘，你把门户放开好不好？”他倚在车上跟我说。
“我不需要任何帮忙。”我发动引擎，“至少你帮不上忙。”
“你侮辱我之后是否得到极度的满足？”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还是那句话，把车子“呼”的一声开出去。
他来教训我。他凭什么教训我，他是谁？
单是避开他也应该辞职，他还想做白马王于打救我。
回家我写好一封同文并茂的辞职信，不过是说家中最近有事，忙得不可开交，故此要辞去工作云云。我挂号寄了出去，顺手带一份《南华早报》回来。
母亲说：“工作要熬长呵。”
她喜欢说道理，她知道什么。一辈子除了躺床上生孩子就是搁厨房煮饭。可是她喜欢说人生大道理：“这份工作好，薪水高，够好了，工作要熬长，要好好做，总有出头。”然后把我给她的钞票往抽屉里塞。每次我拿钱去她从不客气，大陆的亲戚写信来噱她，她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买了计数机。收音机，打包裹寄上去。反正她的钱来得容易，也不是赚回来的，乐得做好人，哄上头的人跟她写信寄相片。
她打电话来，“你辞了职？”老母几乎哭了出来。
“你放心，找工作很快的。”
“唉，你这个人是不会好的了——”
我把电话放下来，不再想听下去。
我独个儿坐在客厅里，燃着一支烟。黄色的玫瑰花给我无限的安慰。
这个人到底是谁？在这种要紧关头给我这个帮忙。晚上我缓缓的吃三文治，一边把聘人广告圈起来，那夜我用打字机写好很多应征信。
或者我应该上一次欧洲。我想念枫丹白露岛。想念新鲜空气，想念清秀的面孔。
第二天我睡到心满意足才睁开眼睛。做人不负责倒是很自在，我为自己煮了一大锅面，取出早报，把副刊的小说全部看一遍。女作家们照在副刊上申诉她们家中发生的琐事，在报纸的一角上她们终于找到了自我。
玫瑰谢了。
我惋惜把另外一束送了给兰心。
门铃叮当一声。我去开门。
“小姐，收花。”
“花？”
门外的人递上一盒玫瑰。我叫住他。
“谁叫你送来的？”我问。
“我不知道，花店给我的‘柯打’。”他说。
我给他十元小费，把花接进来，仍然是没有卡片，既然他不要我知道他是谁，我就不必去调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