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学他的口气，“妙！彼得，这句话妙，可以不爱我，才不爱我。”
他看看表，“我想我得走了。”他说。
我点点头，“明天见。”我说。
他在门口吻了我的脸，道别。
我关上门，邻居会怎么想呢？进进出出的都是外国男人，他们会想，这个中国女子倒是够劲。
收到妈妈一封信，她详细地问及我的生活，并且说要差人来看我，她起了疑心，怀疑我一个人不晓得在干什么，刚巧有朋友的儿子在读书，她请他周末来找我，下一个周末，妈妈信里说。
我不理。
周末我有地方可去，才不等这个检察官。
妈妈也真是，我果然在做贼，也不会让她捉到证据，屋子里有什么？谁也没有，只我一个人而已。
虽是这样说，我还是觉得屋子里有纳梵先生烟斗的香味。他在？还是不在？对我来说，他是无处不在的。
我叹一口气，或者是我做错了，我不该跟他在一起。即使是跟外国人在一起，彼得也好，虽然年纪轻没有钱，可是他能正式娶我。
我嘲弄地想：确是太没出息了，巴巴地跑了来做洋人的情妇，妈妈知道可不马上昏过去，可是套彼得的一句话：我可以不爱他，才不爱他。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快乐，用一点点痛苦换那种快乐，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把妈妈的信搁在一边，去上班了。
我的心情好，抽空挡向彼得眨眼，他摇头叹息着。
我只是在想，假如我可以跟比尔纳梵永远生活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开心。
下了班，开车回家，冷得要命。上个月接了电费单，那数目是惊人的，屋子里日夜点着暖气，我不喜欢一开门就嗅到冷气。
妈妈汇来的钱只够付房租，我自己赚的贴在别的用途上，读书有个期限，或三年，或两年，如此下去，一晃眼一年，难怪妈妈要起疑，想想她也有权那么做。
我问自己：“怎么办？”
要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先搁一搁再说吧。
我拆着信，发觉银行账单里多了五百镑。我的妈，我简直不相信眼睛，不少已经好了，怎么会多了这许多钱？一转念，才想到是他放进去的。对他来说，这实在不是小数目。我怔怔地想：为了什么？为了使他良心好过一点？
我叹一口气，这事必须跟他解释一下。
我要钱，在此地找一个光有臭钱的人，倒也容易。
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
“乔？”
我笑，“我刚想找你呀。”我问，“你在哪里？”
他说：“在家。”
“啊。”
“我要你好好听着，乔。”
“好。”我问，“什么事？”
他说得很慢很有力，“乔，我不能再见你了。”
“你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没有希望，乔，我不该连累你。”
“你在家，你这番话是说给纳梵太太听的，我不相信你，你是爱我的。”我说。
“乔，我说完了。”他搁下电话。
我震惊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我慢慢清醒过来，我放下了电话筒。
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早点发生也好。
我站起来，把杂物拿到厨房去，一双手在颤抖着。
我没有哭，只是叹气，虽然说结局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然而终于来了，却还是这样，人真是滑稽，生下来就知道会死，但是还是人人怕死。
他就是那样，一个电话就把事情解决了。对他来说，事情是最简单不过的，那边是他数十年的妻子孩子，家庭，我？我是什么。
我奔上搂去，搜尽了抽屉，找到我的安眠药，一口气吞了三粒，然后躺在床上。
我不会死的，这年头再也没有这种事了，所以男人可以随便打电话给女朋友：“我以后再也不要见你了。”
也许我如果真死了，他会内疚一阵子，一辈子。但是我没有这种勇气，我要活得非常开心，这也许会使他内疚，但是我也没勇气快活，我是一个懦夫。
然后我哭了。
第一次醒来是早上四点，我服了三片药，继续睡。
那些梦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痕迹的，醒了记不清楚的。然而我终于还是醒了，我起床打了一封辞职信寄出去。理由是健康不佳。
或者我可以从头开始，找一个大学校插班，或者……
但是我病了。
躺了三天，只喝一点葡萄糖水。
彼得来看我，吓得他什么似的，可是又说不出口，只好下厨房为我弄鸡蛋、三文治、麦片，结果我吃不下，只是躺着。
他坐在我床边，等医生来，医生留下药，他又喂我吃药。
我对他说：“彼得，你为什么不走，让我一个人死好了。”
“伤风是不死人的。”他笑着说。
他没有走，还是留着。
一个晚上，我跟彼得说：“你要我做你的女朋友？”
他不响。
我握住他的手，“我打算做你的女朋友，等我病好了，我们开一个最大的舞会，就在楼下，把所有的人都请来，玩一个通宵，然后你就出去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
他不响。
“你要把所有的人都请来，所有的朋友，同事，亲戚，都请了他们来，一个也不漏。”
他仍然不出声。
我看着他，笑了，“你后悔了，彼得，你不再要我做你的女朋友了？”
他说：“我永远要你。”
他低着头，我知道他的心意，我明白他了。
但是我的热度缠缠绵绵并没有退。
彼得天天下了班来，帮我收拾屋子，打扫，服侍我吃药，他可是一点怨言也没有。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门匙，比尔纳梵把门匙还给我了。
我不响。
真是那么简单嘛？他抹去我，就像抹去桌子上的一层灰尘？
一个多星期没有好好地吃东西，我瘦了很多。
星期六，彼得还没有来，听见有人按门铃。以为是彼得，蹒跚地起床，打开窗帘，看下楼去，只见楼下停着一辆小小的跑车，黄色的。
我想：谁呢？
我走下楼，开门。
一个中国男孩子。
多久没见中国人的脸了？
我看着他。他犹疑地看着我。他很年轻，很漂亮，很有气质，他手上拿着地址本，看了我很久，他问：“乔？”
我穿着睡衣，点点头，“我是乔。”
他连忙进屋子，关上大门，说：“赵伯母叫我来看你——”
哦，我的调查官到了。
他间：“你怎么了？病了？”
我慢慢地上楼，“是，病了十天了，你要是不介意，我想上楼躺着。”
他跟在我身后，来扶我，“我不知道，对不起……谁陪你呢！这屋子这么大。”
我坐在床上，掩上被子，忽然咳嗽了，呛了很久。
他很同情且又惶恐地看着我，手足无措。
我既好气又好笑。
我问：“你见过肺病吗？这就是三期肺病。”存心吓他。
他笑了，笑里全是稚气。他有一种女孩子的娇态，可是一点也不讨厌。他说：“现在哪里有人生肺病？”
“贵姓大名？”
“张家明。”他说。
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你怎么会让我妈妈派了你来的？”我看牢他。
“我也没有听过你呀，”他说，“可是我在理工学院，离这里近，所以她们派我来。”
“理工学院？”我白他一眼，老气横秋地说，“第一年？”
他一呆，“第一年？不不，我已经拿了文凭了，现在做研究，跟厂订了一年合同。”
“你拿了博士了？”我顿时刮目相看，“我的天，我还以为你二十岁。”这年头简直不能以貌取人。
“我二十五岁了。”他笑。
我叹口气，“好了，张先生，如今你看到我了，打算怎么样？”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