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爸爸有一位朋友是钟表匠，这个旅行钟是他从旧摊子买回来的。他把爸爸这只浮尘子镶在钟面上，送给我爸爸。所以这个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既然有那么多昆虫标本，为什么要用浮尘子？""妈妈喜欢浮尘子，她说时光就像浮尘，总是来去匆匆。""你经常把这个钟带在身边的吗？"
"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带在身边，来南丫岛也算是旅行呀。"我把闹铃时间调校到清晨五点钟："万一睡着了，它也可以把我们叫醒。还有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他苦撑着说："是的。"我的眼睑快要不听话地垂下来了。
"别睡着。"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叫我。
"跟我说些话。"我痛苦地挣扎。
渐渐，我连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刺眼的阳光把我弄醒，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在天边。
我望望身旁的文治，他双手托着头，眼睁睁地望着前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欲哭无泪。
"对不起，我睡着了。"我惭愧地说。
"不——要——紧。"他咬着牙说。
"为什么闹钟没有响？"我检查我的钟。
"响过了，你没有醒来。"他连说话也慢了半拍。
离开南丫岛，方维志与良湄一起回家，熊弼回去大学宿舍。
"看日出的事，真的对不起。"在路上，我向他道歉。
"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他笑说。
"你真的不怪我？""在日出前就能睡着，是很幸福的。"在巴士上，文治终于睡着了，我轻轻依偎着他。
我望着我的浮尘子钟，到站的时候，文治刚好睡了二十分钟。
我们失去的二十分钟，竟然可以再来一次。
"我到了。"我叫醒他。
他醒来，疲倦的双眼布满红筋。
"我们会不会见过？在很久以前？"我问他。
"是吗？"他茫然。
"我好象有这种感觉。别忘了下车。"我起来说。
"再见。"他跟我说。
"谢谢。"我说，"我两天后去成都。""是吗？是去工作，还是什么的？""去旅行，一个人去。""回来再见。"
"谢谢。"我走下车，跟车厢里的他挥手道别。
在日出之前，我早就爱上了他。
为什么？
在出发到成都的那天早上，我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文治。
"我出发啦，有没有东西要我带回来？""不用了，你玩得开心点吧。""我上车了。""路上小心，再见。"
"谢谢。"我挂上电话，站在月台上等车。那一剎，我突然很挂念他。他总能够给我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
在从广州开往成都的火车上，我把浮尘子钟拿出来，放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多少年来，在旅途上，我都是孤单一个人，唯独这一次，却不再孤单。
从成都回来，我带了一瓶辣椒酱给文治。原本那个瓶子很丑陋，我买了一个玻璃瓶，把辣椒酱倒进去，在瓶子上绑上一只蝴蝶结。
那天在电视台见到他，我小心翼翼把辣椒酱送给他。
"成都没什么可以买的礼物，这种辣椒酱很美味。""瓶子很漂亮。"他赞叹。
"是我换上去的。""怪不得，谢谢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辣椒酱——""我喜欢，尤其喜欢吃印度咖喱。""你那个特辑顺利吗？"
"这几天从早到晚都在剪片，现在也是去剪片室。""我可以看吗？""你有兴趣？""嗯。""好吧！""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移民的。"在剪片室里，我坐在文治告剪接师后面，观看文治的采访片段。特辑探讨的是当前香港人的移民问题，为了逃避九七，很多家庭选择夫妻两地分隔。特辑里主要采访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都是丈夫留在香港，太太和孩子在多伦多等候入籍。
其中一个个案，那个孤身在香港的男人，从前每天下班后都跟朋友去饮酒，很晚才回家，太太带着独子移民多伦多之后，男人反而每天下班后都回到家里等太太的长途电话。女人在冰天雪地的异国里，变得坚强而独立，反而男人，在圣诞节晚上，跟彼邦的太太通电话时泣不成声，还要太太安慰他。
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别这样，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为了将来，大家忍受分开三年的吗？"男人饮泣："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坚强的太太说："别离是为了重聚。"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我送你回去吧。"文治说。
"谢谢你。""你觉得怎么样？"文治问我。
"我在想那位太太说的话，她说'别离是为了重聚'，别离真的是为了重聚吗？"
"以前的人，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会。现在的人，却可以为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离别，只是为了追寻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
"是的，他太太走了后，他才发现他不能没有她。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里陪他一起等他太太的长途电话，没想到他会哭成那样。他一直以为是他太太不能没有他。下星期是农历年假期，我们采访队会跟他一起到多伦多，拍摄他过去探望家人的情形。"没想到我刚回来，他又要走了。
"到了。"他放下我，"有什么要我带回来？""不麻烦吗？"他摇头。
"我要一双羊毛袜。""为什么是羊毛袜？""只是忽然想到。""好的。再见。""谢谢，一路顺风。"他开车离开，转瞬又回来。
"我刚才跟你说再见——"他说。
"是的。谢谢。""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说再见，你都说'谢谢'，而不是说'再见'？"
"我不说再见的。无论你跟我说'再见'、'拜拜'或者'明天再见'，我都只会说谢谢。"我说。
星期天，在画室教小孩子画画的时候，我吩咐他们画一双羊毛袜。
"为什么要画一双袜？"班上一个男孩举手问我。
"只是忽然想到。"我说。
真正的理由十分自私，我挂念在冰天雪地里的他。
农历年三十晚，我在良湄家里吃团圆饭。
良湄问我："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当然是找工作，也许会到制衣厂当设计师。""我哥哥要结婚了。"
"是吗？"我问方维志，"哥哥，恭喜你，是不是跟高以雅？""除了她还有谁？"良湄说。
"以雅要到德国进修，一去就是三年，她想先结婚，然后才去那边。""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去？"
"我会留在香港，我的事业在香港。"方维志无奈地说。
"你的意思是以雅向你求婚的吗？"良湄问她哥哥。
"我不介意等她，但是她觉得既然她要离开三年，大家应该有个名分。""哥哥，以雅对你真好。"我说。
斑以雅才二十七岁，她才华横溢，条件也很好，三年后的事没人知道，她根本没需要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份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