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这是一个好机会，你也知道，国内发展的潜力很大。”
“我不想听这些！”他发怒。
他头一次对我那么凶。
“你在逃避我！”他说。
“你胡说。”我反驳：“你太自私，你希望我留在你身边，你不想我有自己的事业。”
“你知道我不是的。”
“我不想有一天，当我的男人离开我，我便一无所有。”我呜咽。
“你知道我不会的。”他认真地说。
“谁又可以保证明天呢？”
“你可不可以不去？”
“我已经答应了别人。”
“难道只有这份工作才有前途？”
“我没有别的选择。下星期一我便要北上，对不起。”
“也许我提出分手你也不会反对的。”他说。
我站在那儿，没想到他会提出分手，我没有再看他的脸，掉头跑回家。我一个人跑进电梯里，放声大哭，我骗倒徐起飞，却骗不倒自己，是的，我在逃避林方文，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放逐自己，或者把自己关起来，让自己孤单、伤心、寂寞，我想虐待自己，我害怕我会辜负现在爱着我的男人，回到从前那个辜负我的男人身边，唯一的方法，便是逃避。
徐起飞一直没有露面。在我准备出门的那天早上，他出现了。
“我来送你上机。”他温柔地说。
他替我拿行李，走在前面，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么坚强，那么温柔，那么值得倚靠，我却逃避他，我凄酸地流泪。在车上，我俩默默无言，我不知道他是好歹做一个完美的结局，见我最后一面，送我一程，还是他决定回到我身边，也许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在机场，他替我办好登机手续。
“你应该入闸了。”他跟我说。
“你没有话要跟我说？”我突然有点舍不得。
“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问我。
“下星期一晚。”
“我来接你好吗？”他脸上绽露笑容。
我微笑点头，投入他怀里，他把我抱得好紧，跟我说：“对不起，我令你伤心。”
我在他怀里摇头，我怎能忍心告诉他，令我伤心的，也许不是他。
原来有本事令人伤心的人，才是最幸福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强者。我和徐起飞都不是强者，林方文才是。
在北京的工作比我想象中忙碌，原以为在那个地方我可以仔细想想我和两个男人的爱情，结果我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在北京七天，我连故宫和天安门也没有去过。离开北京的早上，还要参加一个冗长的会议。
黄昏，我匆忙赶回酒店收拾行装。走出电梯，徐起飞竟然站在我的房间门外。
“你不是说会接我的吗？”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我来这里接你回去。”他说。
出于感动，在飞机上，我跟徐起飞说：“我放弃这份工作好吗？那么我们便不用分开。”
“这是你的事业，不要那么容易放弃，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太伟大。女人固然不必太伟大，但男人太伟大可能会失去一个女人。”我说。
“如果结果是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他握着我的手，温热着我的心。
回到香港的那天晚上，我接到林方文的电话：“你有空一起吃饭吗？”
“有什么事可以在电话里说。”我冷冷地跟他说。
“没什么。”
我挂了线。我为自己能拒绝他而骄傲，曾几何时，他主宰了我的一切。
留在香港的十多天，有一半时间跟徐起飞一起，因为他，我才有拒绝林方文的勇气。我很想告诉他，林方文找过我，希望他会妒忌，会阻止我，我怕我没有能力继续拒绝林方文。可是，我没有告诉他的勇气，把事情告诉徐起飞，他一定会从我脸上看到我的眷恋和迷惘，恼恨我仍然爱着林方文。
离开香港赴北京工作的前一天晚上，徐起飞要当值，我一个人在家收拾行李，电话响起，我以为是徐起飞。
“程韵，是我。”是林方文。
“我就在附近，你可不可以出来见面？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只是想找一个朋友倾诉。”
他从来没有试过在我面前那么低声下气，我心软，答应出去跟他见面。
他在我家附近的公园等我。
“我来了，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他一直不说话。
我按捺不住，问他：“你是不是打算继续沉默？如果你没有话要跟我说，我想回去。”
“我只是想看看你。”他凝望着我。
我硬起心肠问他：“那么你看够了没有？”
“你变了。”他说。
“是的，我已经不是那个躺在你胸膛上看月光的女子，也不是那个听到你的情歌会流泪的女子。”
“你恨我？”他问我。
“我无需隐瞒你。”
他苦笑：“你现在快乐吗？”
“很快乐。”我故意幸福地微笑。
“那就好了，我不会再骚扰你。我只是担心你不快乐。”
“你太自大了，没有你的日子，我也生活得很愉快。”
“是的，你脸上写着幸福两个字。”
“是吗？谢谢你。我要回去收拾行李，我明天要上北京。”
他笑得很无奈。
“再见。”我跟他说。
“再见。”他说。
我转身离开，离开他的视线。我刚才装着很幸福的样子，不过用来抵抗他的诱惑。他的觉悟来得太晚。
我听到口琴的声音，应该是很远的，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里，那首歌是我熟悉的，是林方文写给我的除夕之歌：
“这一切的败笔，是因为你的怯懦，我的愚痴？
千年的等待，难道只是为了等待一次缘尽，一次仳离？
难道这年代，真是一个属于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
能漂的都漂远，能飞的都远逝。
只有思念和忘怀，只有无奈和无奈－－”
我仍然是那个听到他的情歌会流泪的女子。
我在北京和香港之间来回了很多次，林方文遵守诺言，没有再找我。对他来说，那天晚上求我跟他见面，已经很不容易，他从来不会求我。
八月，迪之和光蕙结伴来北京探我，我们一起游故宫，那还是我头一次游故宫。
“上次我们一起去旅行是两年多前的事了。”我说。
“是啊！我觉得自己老了。”光蕙。
“那是因为你跟一个年纪比你大二十年的男人恋爱的缘故。”迪之跟她说。
“你和他怎样？”我问光蕙。
“我来这里之前，刚刚和他吵架。”
“为什么？”
“为了他太太。”
“我早就警告过你。”迪之说，“这是第三者的下场，不会有结果的。”
“你呢？”我问迪之，“你的伯母政策有效吗？”
“我来这里之前刚刚跟田宏吵架。我越来越忍受不了他，正确一点说，我是忍受不了做他的女人的压力，我很累。”
“我也累，真是怀念没有男人的日子。”光蕙倚在我肩上说。
“我也很累。”我说：“有一个男人对你好，也是一件很疲累的事。”
在迪之和光蕙离开北京前的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吃清真烤肉，庆祝迪之跳槽到一间新的唱片公司做公关经理。清真人的烤炉有一张六人饭桌那么大，我们一边靠牛肉，一边唱《明天会更好》，迪之提议和五加皮，我和光蕙只能奉陪一小杯。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铺位交易，价值一千二百万。”光蕙说。
“哗，佣金不少呢，恭喜你！”我跟光蕙碰杯。
“去他的男人！”迪之说：“我们不需要男人。”
“是啊！我们不需倚靠男人，也有本事活得很好。”光蕙说。
“我需要男人的。”我说，“我才不要跟你们两个人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