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宁的生意，有一半是跟国内有关系的，据报他们手上的一批茄士咩在近期外销欧洲上有阻滞。况且我们的信贷限额，在‘六四’之后一律作出调整，也不能厚此薄彼。
也许是比较保守一点，然，经验告诉我们，在前景未明朗之时，小心驶得万年船。”
何耀基这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我心上很不服气，那等于有意无意地暗示我江福慧缺少经验。
怎么坐上了至尊宝座，向我挑战的人竟是下属?我不悦地说：“银行家要讲信用，要裁减原先答应下来的信贷额，让人家失了预算，利通的声誉会受影响。”
“谁家不在‘六四’之后重新预算呢?”何耀基显然在据理力争。
“利通如果不肯雪中送炭，只图在太平盛世时分肥，不见得我们会生意兴隆。趁各人有难时扶他们一把，巩固一下客户关系，更好！”
何耀基面色沉重，欲言又止。
坐在他身边的儿子何屉鸿，答了一句：“冷灶不宜乱烧。放贷委员会通过的议案，主席要否决，也叫没法子的事，我们已尽力向你解释，请你裁决！”
荒谬！这何展鸿认真荒谬!
好一个前后包抄，童图把我推进死胡同去，否决了他们的议案，等于要我把成败责任全揽上身，将来有什么风吹草动，三长两短，就是我江福慧的过错，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要我向董事局和全体股东交代!
不是我不敢承此重任，而是坐在会议室内的一干人等，个个年薪百万，并没有叫他们一旦遇上跟主席不同的观点与意见就可以此呕气的态度放手不管！
何耀基慌忙答说：“把德宁的信贷档案，先留在主席室，让你考虑清楚，再作最后决定好不好?”
“好。”如果何耀基不是立即打了圆场，我只能即席否决他们的议案。
冒些少风险去支持一个客户，极其量损失一二百万元。
总比较我一上场，就要在下属面前碰一鼻子的灰好！这世上什么人不自私?
我气闷地走回办公室去。总不能借酒消愁，于是按动对讲机，嘱咐程太：“我要杯浓咖啡!”
一般情况下，银行膳食部的侍役会把咖啡拿进来的，今天例外。
程太亲自捧进咖啡，轻轻地放到我办公桌上去。并且说：“故主席有什么伤脑筋的事，老要喝杯被咖啡提神，你那么像他！”
“你怎么知道我有伤脑筋的事?”
程太鲜有笑容，她竟笑了，回答我：“能像足你父亲，是好事!从前每有疑难，他除了喝浓鞠啡之外，就把何先生叫进主席室来，好好商议。”
“如果业务决策上头，跟何先生的童见相左呢?跟谁商议?”
“还是跟何先生商仪！”
我睁大眼睛看她。
“关起门来，争执个面红耳赤，甚或大打出手，还是两个人知道的事。结果是哪一方的童见胜出，都是坦诚相向的结果，必然是银行的福分。反而让外人胡乱宣扬，于大事无补，反添是非，还要顾及面子，几重的划不来!”程太又慎重地棒了一句：“这是故主席的作风。”
我呆了一阵，有些微惭愧。
“咖啡凉了!”
程太轻轻地带上门，告退。
又上了一课!
我得谨记，以后凡有猜疑之事，先关起门来，跟耀基叔商量，取得了谅解与协调，好办事！
将自己的尊严在下属面前陈列，无端端接受挑战，益显处事的幼女敕。
问良心，如果否决借贷委员会的决定，也无非是为化解自招的一场闲气而，已胜之不武，得不偿失!
学习做大事的人，应有知错能改的涵养。
我写了张小字条，同意借贷委员会的决定，附在德宁档案上，交回给何耀基。
程太再走进来拿档案时，笑意更浓。
她心里一定在想，孺子可教!
程太跟随了父亲几十年，真的太知道父亲的习惯与脾气了。
我望住程张佩芬韵背影，忽然心血来嘲，把她叫住了。
程太回转头来问；“有什么事吗?”
我一时语塞，脑海刹那间空白一片。
回复知觉时，父亲的遗书，字字呈现脑际。
我讷讷地间：“程太你来过我家吗?”
程张佩芬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唐突，没有即时作答。
棒了那么几十秒，才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我想请你今晚放了工，到我家去吃顿晚饭。”
“哦?谢谢你。”程太终于宽松下来：“让我给家里拨个电话，交代一声吧！”
“把程先生也请在一起吧?”
“不，不，不！”程张佩芬一叠连声地说了好几个“不”字，才猛然醒起自己有点失太，一张脸立时间涨得通红!
我也骇异，这种急躁与惶恐，从来不会出现在程张佩芬身上。应该说，她不单失态，且显得有点失常！
很自然地，我联想到那位程先生去，大概是个出不了大场面的家伙吧!
时代在不停转变，从前收藏在兰闺秀阁里头的女人，不一定是如珠如宝的意思，大有可能是嫌弃妇道人家，见少识薄，难登大雅之堂。
今日世移事易，女流之辈四字，意含贬抑，已不合时宜。把家庭经济以致光彩放在肩膊上承担的女人，越来越多。社会在接纳和需要女性从事各行各业的同时，回报以一点宽松纵容，益显女性的得志。于是，走在人前人后，岂只不比男士逊色，更易惹起男性自卑。不肯跟事业成功的女伴站出来亮相者，彼彼皆是，免得站在一块儿时，无端添了一层寒酸气!
程张佩芬见惯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雄才大略的商界中人不愿意把家中的小男人带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我跟程太一起下斑，回到家里去时，先到园子里喝一杯茶。拍着崖岸的涛声，跌荡有致，老像一首小曲，听惯了，尤其觉得悦耳。我问程太：
“爸爸当年买下这地皮，要建这么一间大宅时，你参与过意见吗?”
张佩芬呷着茶，眼神温和，稍微望向海天一方的远处，才答：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你大概只有四五岁。”
她轻轻地叹一口气：“却记不清前事了。”
“你投效利通那年，我出世了没有?”
“当然还未出世呢！利通在六O年初，才由银铺转为银行，我是在银铺跟你父亲出身的。你忘记了?”
不，我没有忘记，只不过想借故跟她聊起往事，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案亲的旧事，一定有很多揭晓谜底的资料。
程张佩芬一向说话都极之谨慎，也许是职业病，要从她身上套消息，难比登天!连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上司，都只是问一句答一句，其余枝枝叶叶，一律欠奉。
我并不气馁，开门见山地再问：“程太，那你当然见过我的母亲了?”
程张佩芬一愕，随即点点头。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穷追猛打。
把程张佩芬请到我家里来，正是要摒除所有环境上的阻挠，静静地、专心一致地探取情报。
“我跟她并不熟谙。”
这个答案，我得记在心头，细细揣度，也许其中有什么奥秘。
一般利通银行的老伙计，每逢提起我母亲，都必定美言几句。一为捧父亲的场，二为本身客气，三为母亲的确在生育我之前，到利通银铺帮忙父亲打点业务，做些零碎的功夫，跟那班老同事混得顶熟。
这程张佩芬竟然不买账！一句跟我母亲不相热，就推搪掉，很有点不愿提起她的样子。
为什么?
我才不去打草惊蛇，也无谓杯弓蛇影，她未必一定是正角儿，可能只是父亲那场好戏的忠实观众。在旁呐喊的人，都有权偏袒，又往往爱挑自己认为最合眼缘的老倌，自动迷上了，从此精神上予以无限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