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让我坐在他身边。他向我提出的第一批问题之一，就是我是否抽5点。
“这要看灵感，”我答道。
“说得好。我从1866年以后就不再抽5点了。一句誓言。一次小饼失。有一次，在瓦留斯基①家里，一次大赌。我抽了5点。当然，头开得不错。那个人抽了个4点。‘笨蛋！’那个小男爵德·肖—吉索朝我喊道，他在我的桌子上下了一笔令人咋舌的大赌注。啪，我朝他的脑袋扔过去一瓶香槟酒。他头一低，酒瓶打着了瓦扬元帅②。那个场面！事情还是解决了，因为我们俩都是共济会的会员。皇帝让我发誓再也不抽5点了。我信守诺言。可有时候真难受，真难受啊。”
他又以充满着忧郁的语气说：
“来一点这1880年的霍加尔酒。极好的葡萄酒。是我教会了本地人利用葡萄汁。棕榈酒，要是发酵得合适，还是不错的，但时间久了，就没味了。”
这1880年的霍加尔很有劲儿。我们用大银杯品尝着。它象莱茵酒一样清凉，象乡间的酒一样冲。随后，突然令人想起葡萄牙的有焦味的酒，有一股甜味，水果味，真是好酒，我跟你说。
①法国政治家（1810－1868）。
②法国军人（1790－1872）。
这酒是午餐中的精华，大家喝得很多。的确，肉很少，但调料很好。点心很多，蜜汁煎饼，香味炸糕，女乃糖和椰枣糖。尤其是镀金的大银盘里和柳条筐里的水果，十分丰富，无花果，椰枣，黄连果，枣子，石榴，杏，大串的葡萄，比压弯了沙那昂地方的希伯来骑兵的肩膀的葡萄串还要长①，切开两半的大西瓜，肉红而多汁，一圈黑色的标仁。
在这些冰凉的美味水果中，我刚尝了一种，勒麦日先生就站起来了。
“先生们，请，”他对莫朝日和我说。
“你们尽可能早地离开这个啰啰嗦嗦的家伙吧，”基托米尔的哥萨克公选首领悄悄对我说，“赌博就要开始了。你们看吧，你们看吧。比在科拉·比尔②的输赢大多了。”
“先生们，”勒麦日先生用干巴巴的口气重复道。
我们跟着他出去了。我们又回到了图书室。
“先生，”他对我说，“您刚才问我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你们囚禁在此地。您的态度是威胁性的，要不是因为您的朋友，他的学问使他比您更能估量我将问你们作的透露的价值，我本来会拒绝听命的。”
他说着，按了按墙壁上的一个机关。一个柜子出现了，装满了书。他从中取出一本。
“你们两个，”勒麦日先生说，都在一个女人的力量的控制之下。这个女人是女王，女素丹，是霍加尔的绝对君主，她叫昂蒂内阿。别跳，莫朗日先生，您终究会明白的。”
①典出《圣经》。
②巴黎的一个著名赌场。
他打开书，念了下面一段话：
在开始之前，我应该首先告诉你们，听到我用希腊的名字称呼野蛮人，你们不要感到惊讶。
“这是什么书？”莫朗日结结巴巴地问，这时，他的灰白的脸色让我害怕。
“这本书，”勒麦日先生带着一种不寻常的得意的表情，斟酌着字句，慢悠悠地回答道，“是柏拉图的一篇最伟大、最美、最神秘的对话，是《克里提阿斯》或者《大西洋岛》。”
“《克里提阿斯》？可它是未完成的啊，”莫朗日喃喃说道。
“它在法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是未完成的，”勒麦日先生说，“可是在这里，它是完成了的。您检查一下我递给您的这一本吧。”
“可是有什么联系，有什么联系，”莫朗日一边说，一边贪婪地翻阅着那本手稿，“这篇对话，象是完整的，是的，是完整的，但和这个女人，昂蒂内阿，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在她手中？”
“因为，”小蚌子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因为这本书证明了这个女人的高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的《哥达年鉴》①，明白吗？因为它建立了她的非凡的家谱，因为她是……”
“因为她是？”莫朗日重复道。
“因为她是尼普顿③的孙女，大西洋岛人的最后一位后裔。”
①《哥达年鉴》建立了欧洲各大贵族家族的谱系，从1764年开始，一直出版到1945年。
第九章
大西洋岛
勒麦日先生胜利地望着莫朗日。显而易见，他只对他一个人说话，他认为只有他才当得起他的秘密。
“先生，”他说，“被我们的君主昂蒂内阿的一时的兴致引来此地的法国军官和外国军官为数很多。您是有幸听到我披露真情的第一个人。但您曾经是贝里欧的学生，我是如此怀念这位伟大的人物，以至于我觉得，将我的我敢说是独特的研究的无与伦比的成果告知他的一位弟子，就是向他表示了敬意。”
他摇了摇铃。费拉吉出现了。
“给这些先生们上咖啡，”勒麦日先生命令道。
他递给我们一个色彩鲜艳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埃及香烟。
“我从不抽烟，”他说，“但昂蒂内阿有时候来这里。这些香烟是她的。请用吧，先生们。”
我一向讨厌这种黄烟草，它竟使米肖迪埃街上的一家理发店的一个小伙计自以为体验到了东方的享乐。但是现在，这些具有麝香香味的香烟并非没有吸引力。再说，我的质量一般的香烟早就抽完了。
“这是《巴黎生活》的合订本，先生，”勒麦日先生对我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就看吧，我要跟您的朋友谈话。”
“先生，”我语气相当激烈地说，“诚然，我不曾做过贝里欧的学生。不过，还是请您允许我聆听你们的谈话吧：我还没有失去感兴趣的希望。”
“悉听尊便，”小老头说。
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了。勒麦日先生在桌子后面坐下，挽起了袖子，开始说道：
“先生，不管我在学问方面是多么醉心于完全的客观，我也不能把我自己的历史从克里托和尼普顿的最后一位后裔的历史中游离出来。这既是我的遗憾，也是我的荣幸。
“我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人。从童年起，十九世纪所给予历史科学的巨大推动力就使我感到震惊。我看清了我的道路。我不顾一切地走上了这条路。
“是不顾一切，我说得很清楚。在1880年的考试中，我完全靠自己的工作和长处获得了历史和地理的教师资格。那是一次大考。通过的十三个人中，有几位后来是很有名的：于连①，布若阿②，奥尔巴赫③……我并不怨恨我的那些登上官方荣誉的顶峰的同事们；我以怜悯的心情阅读他们的论文，对些由于资料不足而不可避免的可悲的错误极大地补偿了我在教学生涯中所感到的失望；如果说长期以来我摆月兑不了这种虚荣心的满足，那是因为他们的谬误使我心中充满了具有嘲讽意味的快乐。
①法国历史学家（1859一1933）。
②法国学者（1857—1945）。
③不详。
“我原是里昂的帕克中学的教师，我是在那儿认识贝里欧的，我热烈地关心着他有关非洲历史的研究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篇很有独创性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关于在反对阿拉伯入侵者的十二世纪柏柏尔女英雄卡赫娜和反对英国入侵者的法国女英雄贞德之间进行对比。我向巴黎大学文学系提出了论文的题目：《贞德和图阿雷格人》。单这题目就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和一阵愚蠢的哄笑。朋友们私下里提醒我。我拒绝相信他们。结果，有一天，校长把我叫了去，先是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出一种令我惊奇的关心，最后问我是否乐意带半薪去休假两年。我愤怒地拒绝了。校长井不坚持，但是，半个月之后，部里的一纸决定毫不客气地将我任命到蒙—德—马尔桑①的一所法国最小的、最偏僻的中学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