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突尼斯东部城市和港口。
“‘先生们，我想你们都听说过德·圣—亚威上尉，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流言。我们不必去判断这些流言的真伪，而他的晋升，他的勋章，甚至可以使我们希望这些流言毫无根据。但是，不怀疑一个军官犯有杀人罪和请一位同事吃饭，这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并不是非越过不可。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听听你们的意见。’
“军官们不说话，互相望着，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最爱笑的年轻少尉们，都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我在一个角落里，知道他们已经忘了我，就尽可能地不弄出一点声音，免得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场。
“‘上校，我们感谢您愿意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有一位少校说，‘我想，我的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您指的是哪一些可悲的流言。我之所以能够说话，是因为在巴黎，在我先前待过的军事地理局，许多军官，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关于这段悲惨的历史，都有一种看法，他们都避而不谈，但是人们感到这种看法对德·圣—亚威上尉是很不利的。’
“‘进行莫朗日—圣—亚威考察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巴马科。’一位上用说，‘那边军官们的看法与刚才少校所谈的看法很少差别。但是，我要补充的是，大家都承认只是有怀疑。而当人们考虑到事情的残忍性时，仅有怀疑确实是不够的。’
“‘但是，为我们的回避提供理由，这却是足够的，’上校反驳说，‘问题不在于作出判断，在我们的桌上吃饭并不是一种权利。这是表示一种友好的敬意。归根结底是要知道你们是否认为应该给予他这种表示。’
“说完，他一个一个地看了看军官们。他们依次摇了摇头。
“‘我看到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不幸的是，我们的任务到此并未完成。那不勒斯城号明天早晨进港。接运旅客的小艇八点钟出港。先生们，你们当中应该有一位效忠到船上去。德·圣—亚威上尉可能想到这里来。如果他遵循传统的习惯来到这里，却又吃了闭门羹，我们无意让他蒙受这种屈辱。应该阻止他。应该让他明白还是待在船上为妙。’
“上校又看了看他的军官们。他们只能表示赞同；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不自在呀！
“‘我并不指望在你们中间发现一个志愿者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得不临时指定一位。格朗让上尉，德·圣—亚威先生是上尉。一位同级的军官去向他传达我们的意思，这才合适。再说，您又是资历最浅的。因此，我只能找您去解决这个难题。您要尽量做得委婉，这是不必说的。’
“格朗让上尉弯了弯腰，其他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上校在的时候，他一直待在一旁，不说话。直到上校走了，他才说了一句：‘有些事情对于晋升该是有用的。’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
“‘怎么样？’上校劈头问道。
“格朗让上尉没有立即回答。他在桌旁坐下，他的同事们正在调制开胃饮料，而他，这个大家都嘲笑他不喝酒的人，却不等糖完全溶化，就几乎一气喝了一大杯苦艾酒。
“‘怎么样，上尉？’上校又问。
“‘上校，万事大吉。您可以放心。他不上岸。可是天哪，真是一桩苦差！’
“军官们都不敢吭声。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急切的好奇心。
“格朗让上尉又喝了一口水。
“‘事情是这样，我在路上，在小艇里，把要说的话准备得好好的。上舷梯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圣—亚威在吸烟室里，跟船长在一起。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把事情说给他，特别是我看到他准备下船。他穿着值日军服，军刀放在椅子上，靴子上有马刺。在船上是不带马刺的。我通报了姓名，我们说了几句话，我大概是很不自然，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已猜出来了。他找了个借口，告别了船长，带我到后面去，离船舵的大轮不远。在那儿，我才敢说，我的上校，我说了些什么呀？我结巴得可真够厉害的！他不看我，两肘支在舷墙上，两眼茫然地望着远处，微笑着。正当我越解释越尴尬的时候，突然，他冷冷地凝视着我，说：
“‘亲爱的同事，我感谢您这样不怕麻烦。不过，说真的，本来是不必如此的。我累了，无意下船。但我至少还是很高兴认识您。既然我不能享受您的款待，那么在小艇还靠着大船的时候，请赏光接受我的招待吧。’
“‘于是，我们又回到吸烟室。他亲自调鸡尾酒。他跟我说话。我们谈到了一些共同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张面孔，那嘲讽而茫然的目光，那忧郁而温和的声音。啊！上校，先生们，我不知道人们在地理局或苏丹的哨所里说了些什么……但那只能是可怕的误解。这样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罪行，请相信我，这不可能。’”
“就这些，中尉，”夏特兰沉默了片刻，结束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难受的一顿饭。军官们匆匆吃完饭，不说话，都似乎感到不自在，却没有人试图顶住。但是，在一片沉默中，人们却看到，他们的目光不断地偷偷望着那不勒斯城号，船在那边，在四公里外的海面上，在微风中颠簸着。
“他们吃晚饭的时候，船还在，当汽笛响了，从黑红两色的烟囱中冒出缓绕的浓烟，宣告船要开往加贝斯的时候，闲谈才又开始，却不象在日那样快活了。
“从此，中尉。在斯法克斯的军官中间，人们象逃避瘟疫一样地回避任何可能涉及德·圣—亚威上尉的话题。”
夏特兰说话的声音相当低，绿洲里的小生灵们没有听见他的奇异的故事。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就放完了最后一枪。在池塘周围，斑鸠们放下心来，抖动着身子。神秘的大鸟在发暗的棕榈树下飞翔。风也不那么热了，轻拂着棕榈的枝叶，发出了飒飒的响声。我们把帽子放在身旁，让两鬓接受微风的抚摩。
“夏特兰，”我说，“我们该回堡了。”
我们慢慢地拾起打下的斑鸠。我感到士官的目光盯着我，这目光中包含着责备，好象后悔讲了那一切。归途中，我找不到一句话，来打破这令人难过的沉默。
我们回到堡的时候，天已差不多黑了。人们还看得见哨所上空的旗子垂在旗杆上，却已分辨不出颜色了。西方，太阳落在起伏的沙丘后面，天空一片紫黑。
我们一进堡垒的大门，夏特兰就与我分手了。
“我去马厩。”他说。
我一个人口到要塞区，那里有欧洲人的住房和仓库。我紧蹙着额头，显出一种无名的忧郁。
我想到了法国驻军的那些同事们，这个时候，他们该回住处了，晚礼眼放在床上，有肋形胸饰的上衣，闪闪发亮的肩章。
“明天，”我想，“我要打报告要求调动。”
用土夯实的台阶已经发黑了。可是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却还有微弱的光亮在闪动着。
一个人俯在我的桌上，面前一堆日志。他背朝着我，没听见我进去。
“好了，古吕，小伙子，我请您别拘束，就象在您自己那儿一样吧。”
那人站了起来，我看见他相当高大，敏捷，脸色苍白。
“费里埃中尉，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