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需要专业思考的时间。艾森拿出纸笔，放在桌上。
“你认为佛瑞因为培登用那些股票破坏他的计划，所以谋杀了你丈夫？”
“是的，”乔依的口气很平稳。“我相信是这样的。佛瑞的计划本来可以完美地实现，只可惜他没有想到一件事。培登死前不久，把他的股份做了很重要的处理。他把所有的股份留给了我。”
艾森用小笔记本的边缘敲着桌面。“那些股份现在由你控制了？”
“也不尽然，”她说。“这事说来话长。但它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培登开始认为佛瑞来意不善，他把股份设为信讬的方式，附带了一个‘如果我死了’的规定──不管我是怎样死的，股份将转入一个由银行管理的信讬基金。”
“信讬基金的受益人是谁？”艾森问。
“我死亡那时，柯氏家族中所有十岁以下的小孩。”她一副冷眼看好戏的表情。“柯家是个大家族，当时十岁以下的小孩，至少有十五到二十个。但是信讬基金也规定，在孩子年满三十岁之前，本人和父母都不可以动用。”
艾森花了几分钟时间仔细思考并消化这个资料，随即因为佩服而点头。“要否定一份遗嘱很容易，可是要拆散这样一笔思考周密的信讬基金就很难了。”
“是的。培登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我。”
“让我再弄清楚一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柯佛瑞或者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拿不到这笔股份。真聪明。”
莉雅在对面的角落中动了一下。“结果证明，也没有那么聪明。”
艾森看看她，再转回乔依。
“你愿意为我解释吗？”他说。
“培登的计划有一个漏洞，”乔依轻声说。“也就是，我如果死了，股份的控制权会从柯佛瑞手上溜走。可是律师说服我丈夫加上一个机制，好在暂时的紧急情况时，处理例行的商务。”
“哪种紧急情况？”
她稍微移动她的手。“如果我因为严重的意外或手术，有一段时间没有能力管理股份的时候。这种情形当然可能发生，培登也不希望股份在这时候就分给所有的孩子，因为分出去就不可能拿回来了。”
“命运就是这么奇怪，”莉雅嘲讽地说。“培登被谋杀后六个月，暂时的紧急情况果然就发生了。”
艾森知道谋杀案或许另有内情，可是他必须专注于手边的问题。“那么这个临时的机制如何在紧急情况时运作？”
“如果我失去行为能力，”乔依说。“受讬付的银行可以把我的股份交给柯氏实业公司的董事会执行，直到我恢复行为能力，签字收回此一讬付。目前，柯氏实业公司的董事会被柯佛瑞所全权操控，所以我的股份等于在他手上。”
“因为你没有行为能力？”
“这是他们说的。”
“依我看，你一切都很正常啊！怎会说是没有行为能力？”
她双眼清明地注视着他。“他们说我疯了。”
顿时一片沈默，只剩爵士乐在黑暗中沈重地回旋着。
“请你更仔细地说明好吗？”他轻声问。
乔依放在腿上的手松了又握，握了又松。“我丈夫亲爱的堂兄设法使我进入疗养院并得到这样的诊断。”
“进入疗养院。”他清楚地重复一遍。
“是的。”
“我承认对这方面的法律并不熟悉，”他谨慎地说。“可是要违背一个人的意志，让人住院治疗，以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有点困难吧！”
乔依的下巴绷紧，显然还咬着牙，可能是在担心他是否相信她所说的一切。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因为他的确有疑问。
“有人帮忙佛瑞弄妥文件，使一切合法。”她说。
“是谁？”
“贺亚昂医生，加州一所名叫‘烛湖庄’的私人精神病院的总监。我不知道佛瑞付了他多少钱，让他把我关在那所疗养院里，每天让我吃药，使我没有行为能力。但我相信一定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好，这件事越来越怪了，他提醒自己。
“我无法不注意到，你现在并没有被关在烛湖庄，”他说。“而是坐在轻语泉一家爵士酒吧里。”
“而且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乔依说。她面带决心地看他一眼，但仍然难以掩饰心中的绝望。“在你眼前的是一个从传统的疯人院逃出来的天才。”
“这话很好笑，我并不觉得你像个疯子。”
她把一只手掌平贴在桌上。“让我解释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洗耳恭听。”
“在度假小屋发现培登的那一天，我完全崩溃了。我知道他是被人谋杀的，而且我还告诉警方，我怀疑是佛瑞。他们认为这是歇斯底里的反应，我承认。”
“在那种情况下，某些过于激动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不错。可是，我很有把握自己没有错。我去找警方，说出我的陈述，以为正义的大轮就此开始运转。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佛瑞和这个案子连在一起。没有人被逮捕。他们后来找到了小偷，可是他不承认杀人。三个月后，我了解到杀害培登的人将逍遥法外。”
“你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开始猜想或许是我错了，警方是对的。在这期间，我跟可怕的哀伤以及情绪上的伤害，在奋斗与挣扎着。然后又有生意上的事必须处理。反正事情一件又一件地来，又过了三个月，我才觉得自己能够清晰地思考。”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回到小屋去。”
“去收拾你丈夫的东西？”
“是的。”她转开眼光，看着舞台上的乐师。“去收拾他的东西。那是我发现他之后，第一次回去。我坐在沙发上好久，想起花与花瓶散了一地，以及那个被踩坏的照相机。我越想越觉得这不是一个找不到值钱之物的小偷会有的模式。”
“你认为那会是怎样的模式？”他问。他发现自己对她的理论真的很好奇。
“我不知道。”她摇头。“我总觉得一个找不到足够的钱的小偷，应该会破坏家具或门窗。”
她选用的字句越来越谨慎。他认为她并没有在说谎，可是也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他见过这种事，客户经常这样。
他低头看着笔记。
“这就像你在马大卫家看见义大利床单一样，是吗？”他问。“某些事情看起来怪怪的，你就立刻得出一个结论，用以支持你的理论。”
“或许你的确可以这样说，”她严厉地看着他。“可是我真的相信培登认识杀害他的人。我认为他开门让对方进来，然后他们一定是打了架。也许先是争吵，然后打了起来。这样才可以解释那些被破坏的花和被踩坏的相机。我怀疑他们吵架后，佛瑞走了又回去，躲起来枪杀了培登。”
他思考了一下。这不是不可能。他很早以前就已经学到，说到谋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相信你从小屋回去之后又去找佛瑞对质？”他问。
“对，可是我没有处理得好。我弄出了让大家都很……尴尬的情况，而且是好几次。我记忆最深的两次是，有一次我到他家，当着他太太的面指责他是杀人凶手。另一次闹得更大，我冲进正在开会的董事会。”
“你当着所有董事会的成员指责他杀了你丈夫？”
她叹口气。“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的处理方法绝对称不上漂亮。”
“的确。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也许我以为我能争取到几个董事的支持，结果我得到的只是他们拿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