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對是需要專業思考的時間。艾森拿出紙筆，放在桌上。
「你認為佛瑞因為培登用那些股票破壞他的計劃，所以謀殺了你丈夫？」
「是的，」喬依的口氣很平穩。「我相信是這樣的。佛瑞的計劃本來可以完美地實現，只可惜他沒有想到一件事。培登死前不久，把他的股份做了很重要的處理。他把所有的股份留給了我。」
艾森用小筆記本的邊緣敲著桌面。「那些股份現在由你控制了？」
「也不盡然，」她說。「這事說來話長。但它應該是這樣的︰我想培登開始認為佛瑞來意不善，他把股份設為信的方式，附帶了一個‘如果我死了’的規定──不管我是怎樣死的，股份將轉入一個由銀行管理的信基金。」
「信基金的受益人是誰？」艾森問。
「我死亡那時，柯氏家族中所有十歲以下的小孩。」她一副冷眼看好戲的表情。「柯家是個大家族，當時十歲以下的小孩，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個。但是信基金也規定，在孩子年滿三十歲之前，本人和父母都不可以動用。」
艾森花了幾分鐘時間仔細思考並消化這個資料，隨即因為佩服而點頭。「要否定一份遺囑很容易，可是要拆散這樣一筆思考周密的信基金就很難了。」
「是的。培登很清楚他在做什麼，他的目的是要保護我。」
「讓我再弄清楚一下。他的終極目標是，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柯佛瑞或者家族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拿不到這筆股份。真聰明。」
莉雅在對面的角落中動了一下。「結果證明，也沒有那麼聰明。」
艾森看看她，再轉回喬依。
「你願意為我解釋嗎？」他說。
「培登的計劃有一個漏洞，」喬依輕聲說。「也就是，我如果死了，股份的控制權會從柯佛瑞手上溜走。可是律師說服我丈夫加上一個機制，好在暫時的緊急情況時，處理例行的商務。」
「哪種緊急情況？」
她稍微移動她的手。「如果我因為嚴重的意外或手術，有一段時間沒有能力管理股份的時候。這種情形當然可能發生，培登也不希望股份在這時候就分給所有的孩子，因為分出去就不可能拿回來了。」
「命運就是這麼奇怪，」莉雅嘲諷地說。「培登被謀殺後六個月，暫時的緊急情況果然就發生了。」
艾森知道謀殺案或許另有內情，可是他必須專注于手邊的問題。「那麼這個臨時的機制如何在緊急情況時運作？」
「如果我失去行為能力，」喬依說。「受付的銀行可以把我的股份交給柯氏實業公司的董事會執行，直到我恢復行為能力，簽字收回此一付。目前，柯氏實業公司的董事會被柯佛瑞所全權操控，所以我的股份等于在他手上。」
「因為你沒有行為能力？」
「這是他們說的。」
「依我看，你一切都很正常啊！怎會說是沒有行為能力？」
她雙眼清明地注視著他。「他們說我瘋了。」
頓時一片沈默，只剩爵士樂在黑暗中沈重地回旋著。
「請你更仔細地說明好嗎？」他輕聲問。
喬依放在腿上的手松了又握，握了又松。「我丈夫親愛的堂兄設法使我進入療養院並得到這樣的診斷。」
「進入療養院。」他清楚地重復一遍。
「是的。」
「我承認對這方面的法律並不熟悉，」他謹慎地說。「可是要違背一個人的意志，讓人住院治療，以現在的情況應該是有點困難吧！」
喬依的下巴繃緊，顯然還咬著牙，可能是在擔心他是否相信她所說的一切。這是一個合理的懷疑，因為他的確有疑問。
「有人幫忙佛瑞弄妥文件，使一切合法。」她說。
「是誰？」
「賀亞昂醫生，加州一所名叫‘燭湖莊’的私人精神病院的總監。我不知道佛瑞付了他多少錢，讓他把我關在那所療養院里，每天讓我吃藥，使我沒有行為能力。但我相信一定是很可觀的一筆錢。」
好，這件事越來越怪了，他提醒自己。
「我無法不注意到，你現在並沒有被關在燭湖莊，」他說。「而是坐在輕語泉一家爵士酒吧里。」
「而且用的是另一個名字。」喬依說。她面帶決心地看他一眼，但仍然難以掩飾心中的絕望。「在你眼前的是一個從傳統的瘋人院逃出來的天才。」
「這話很好笑，我並不覺得你像個瘋子。」
她把一只手掌平貼在桌上。「讓我解釋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洗耳恭听。」
「在度假小屋發現培登的那一天，我完全崩潰了。我知道他是被人謀殺的，而且我還告訴警方，我懷疑是佛瑞。他們認為這是歇斯底里的反應，我承認。」
「在那種情況下，某些過于激動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
「不錯。可是，我很有把握自己沒有錯。我去找警方，說出我的陳述，以為正義的大輪就此開始運轉。不幸的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把佛瑞和這個案子連在一起。沒有人被逮捕。他們後來找到了小偷，可是他不承認殺人。三個月後，我了解到殺害培登的人將逍遙法外。」
「你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開始猜想或許是我錯了，警方是對的。在這期間，我跟可怕的哀傷以及情緒上的傷害，在奮斗與掙扎著。然後又有生意上的事必須處理。反正事情一件又一件地來，又過了三個月，我才覺得自己能夠清晰地思考。」
「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回到小屋去。」
「去收拾你丈夫的東西？」
「是的。」她轉開眼光，看著舞台上的樂師。「去收拾他的東西。那是我發現他之後，第一次回去。我坐在沙發上好久，想起花與花瓶散了一地，以及那個被踩壞的照相機。我越想越覺得這不是一個找不到值錢之物的小偷會有的模式。」
「你認為那會是怎樣的模式？」他問。他發現自己對她的理論真的很好奇。
「我不知道。」她搖頭。「我總覺得一個找不到足夠的錢的小偷，應該會破壞家具或門窗。」
她選用的字句越來越謹慎。他認為她並沒有在說謊，可是也沒有說出全部的事實。他見過這種事，客戶經常這樣。
他低頭看著筆記。
「這就像你在馬大衛家看見義大利床單一樣，是嗎？」他問。「某些事情看起來怪怪的，你就立刻得出一個結論，用以支持你的理論。」
「或許你的確可以這樣說，」她嚴厲地看著他。「可是我真的相信培登認識殺害他的人。我認為他開門讓對方進來，然後他們一定是打了架。也許先是爭吵，然後打了起來。這樣才可以解釋那些被破壞的花和被踩壞的相機。我懷疑他們吵架後，佛瑞走了又回去，躲起來槍殺了培登。」
他思考了一下。這不是不可能。他很早以前就已經學到，說到謀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相信你從小屋回去之後又去找佛瑞對質？」他問。
「對，可是我沒有處理得好。我弄出了讓大家都很……尷尬的情況，而且是好幾次。我記憶最深的兩次是，有一次我到他家，當著他太太的面指責他是殺人凶手。另一次鬧得更大，我沖進正在開會的董事會。」
「你當著所有董事會的成員指責他殺了你丈夫？」
她嘆口氣。「正如我剛才說的，我的處理方法絕對稱不上漂亮。」
「的確。後來呢？」
「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達到什麼目的。也許我以為我能爭取到幾個董事的支持，結果我得到的只是他們拿我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