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许可以去散散步，看场电影，天气凉了，走在路上蛮写意的。我微笑起来。
恋爱的一天
敏仪的写字楼庄严肃穆，益发给我自卑感。
我把手放在裙子袋里，看她工作。
她在打电话说英文，仿佛是在讨论一件重要的事。
是什么令一个女子身居要职，发挥她的才能呢？真是令人羡慕的，我呆呆地看牢她。
她放下电话，“喂！做不做翻译？赚点外快。”
“做，什么都做。”我说：“多少钱？”
“做一天，他们问应该付多少，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人？”我问：“他们是谁？”
“英国电视电台广播公司。”她答。
ｒBBC？”我问。
“是的。”敏仪说：“与我们机构一向有联络。”
“好。”我说：“你说找到人了。”
敏仪拿起电话打过去，又说了几分钟，随手把要紧的字句记下来。
“喏，把这张字条拿去，晚上十一点之前打电话给他们联络。”
“我明白。”我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然后我与敏仪与朋友出去看戏吃饭。十一点回到家坐在那里打电话做正经事。
电话拨通了，有一个英国口音的女子说：“哈罗？”
我说：“我是你们要找的翻译。”
“太好了，我听敏仪说你要一千元一天？”
“这是公价。”是吗？我也不知道，当然是这么开价。
“但是我们的价钱没有这么高，我们的预算有限。”
“你们的预算是多少？”现在来“着地还钱”了。
“只能给五百。”好家伙，杀一半。
“做什么工作？”我问。
“我们带了摄影师与录音师，来拍一点香港的花絮，需要一个翻译。”
“我明白，徒置区、木屋区、石板街等等。”
她笑：“对不起。”
“我懂得面对现实，这一切的确是存在的现象。”
“请你尽快考虑好吧？我们明天要出发。”
“好。”我考虑了五秒钟，“杀！”
“太美了，我马上去通知导演。”她说。
“喂喂喂，我怎么收费用？”我追问。
你知道，不要以为洋人很守信用。
“我们付现款，明天做完工就付。”她说：“你是陈小姐吧？”
“是，谢谢。”我说：“你尽快通知我。”
我去洗脸洗澡准备上床。
电话铃又响了，我接过，不小心整个听筒滑在浴白里，又拾起来。
“喂喂！”那边问。
“是，小姐。”我用毛巾擦乾听筒。
“我叫芝儿，我们导演请你明晨八点半到怡东酒店集合。你尺码是大是小？我们或者可以找一个空位子出来让你坐。”
英国人就是这样：或者，可能，也许。
“五尺四寸半，一Ｏ四磅，吃饱时一Ｏ六。”我答：“是小还是大？”
“那很小，可以可以。”她笑。
我不是不讽刺的说：“谢谢你。”
“你会准时，是不是？”她又问。
“我认为如此。”我用标准英国语气。
我答应去是因为我无事可做，公司又不开会，本子又没有开始写，整个人游魂似的，时间不是用来赚钱便是用来花钱，为什么不去一趟？反正咱们这些人，有事没事也在街上逛个痛快。
那夜我没睡好，白天闹钟响才醒。连忙换上长裤衬衫，化点妆出门。
我真是准时到的，挤在公路车里差点被窒息而死，计程车又叫不到。
我习惯在早上起床，但不是香港。八个月来并没有这么早到达过车站。心中什么感觉也没有，太累，脑子又不清醒，没有思想。
到怡东大堂恰好九时正。不见有英国妞。
到询问处问，他们说ＢＢＣ的人就下来。
所以我坐在沙发上等，脸色铁青地。
棒壁一个老太太在织毛衣。
我痛恨迟到的人。
再隔壁是一个年轻的外国男人，长得很端正，他搭讪地走过来，想开口。
我厉声说：“不，我没有洋火，我不知道哪间吧最好，请你勿骚扰我！”
“是陈吗？”一个女孩子问。
我转头，“是”。我说：“芝儿？”
“是。”芝儿是个红发棕眼的女孩子，一脸笑容：“这是我们的导演嘉汶。”她指向刚想搭讪的男生。
“哦。”我傻了眼。
嘉汶耸耸肩：“我本来想告诉她的，但是她不相信。”
芝儿莫名其妙：“告诉什么？”
我叹一口气：“他本来想告诉我，他是我要找的人，但是我没给他机会。我以为他是吊膀子的。”
“看。”他笑，“谁说这是一个友善的地方？”
芝儿笑：“有人要喝咖啡吗？”
“车子在等呢。”嘉汶说：“走吧。”
我问：“到什么地方？”
“呵，徒置区、木屋区、石板街、红灯区。”他轻描淡写地答，朝我眨眨眼。
芝儿在一边会心的笑。
我早该知道，英国鬼没有一个是好缠的。
我忽然觉得胃痛。我说，“我要一杯女乃茶。”
我们在咖啡座坐下来。大清早，好情调。
我见了红茶，简直牛饮。每天早上不是喝一大杯红茶，我是不会清醒的。
嘉汶看着我。我问：“嘉汶，是你的名字还是姓？”
“嘉汶米勒。Ｊ他笑。太阳棕的皮肤，近眼角的小皱纹，每一条都在微笑，他很精神很年轻。
我点点头。洋人唯一的好处是大方和气。
“你的英文在什么地方学的？”他好奇的问。
老土。
我马上笑：“呵，你听过湾仔没有？我在那些有酒吧的地方做带街，学会说英文，在那里，还有人教ＤＨ劳伦斯与ＴS艾略月兑呢。”
嘉汶米勒为之气结，他说：“芝儿，我们从哪里找来这个翻译的？”
ｒ大减价五折货色。”我抢先答。
芝儿说：“我想我们可以出发了。”她扮个鬼脸。
他们给我看摄影程序表，事实上倒并不是很离谱，他们来拍香港动植物公园。并没有几个地方，主要的是——对，维多利亚公园。
天气很坏，几乎跟伦敦一模一样，下０密密的雾水，我们一行五人没有雨衣没有伞，一行走过去工作。芝儿提着摄影机之脚架与拍板，她穿着一条长裙，都沾上泥斑。
她问我：“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英文？”
“在贵国呀。”我说。
“哦？”她似乎还怀疑。
“我是皇家美术学院的学士。”
“上帝！什么科目？”
“纯美术。”
“上帝！”
我们进度不快，但没有受妨碍。他们租了一辆平治二二ＯＤ三排座位，到什么地方都很方便。
可是我发觉我的心情没有晨早好，替外国人做事，心头有种压力，譬如说他们把司机任意的呼来喝去，譬如说他们很温和地告诉我：“想起来真可怕，是不是？我们拥有香港。”忽然之间，我竟觉得自己像条走狗。
因此我的话越来越少，沉默如金，没有早上的谈笑风生。
堡作得很辛苦，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坐下来，老站着或是走着，这一组人工作特别卖力，连喝杯茶的功夫都没有，在植物公园里我买了只冰淇淋吃，嘉汶米勒马上说：“你很爱吃零食？”他声音很友善，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
这一天下来，我的体力与太阳一起下山。芝儿的精神好得不能再好。她跳上蹦下，一身数用，这点我不能不佩服她。
我说：“她很勤力。”
嘉汶淡淡看芝儿一眼，“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在BBC数以打计，她如不愿意做，不知多少人在等这个职位。”
我只好扬扬眉毛，外国也有男女不平等的时候。
芝儿问我：“我知道我们工作超时，你没有约会吧，你不介意吧？”虚伪。
“不不。”我说。心里诅咒着，但是我必须把事情做好！不是吗。不能给外国人看小。人往往在敌人面前特别争气，特别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