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心进拔舌地狱。”
我不在乎，“要拔大家拔，陪我的人多得很，我顶多轮在湾仔，不知多少人在宵湾。”
“上班去，我说不过你。”
我笑一笑，回公司。
鲍司里的人也不可爱，一个个明争暗斗，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时常超级踩人，不好应付。
我并不是宠将，说我特别会做，我不见得，特别不会做，当然也不是，反正我会混，嘻嘻哈哈胡调，老板你不满意吗？无所谓，再做一次，反正时间是公司的，早受收买，心里不舒服，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也就算了，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没有苦水，吐个屁。
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贩夫走卒混，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辞了工又该作啥？搓麻将、逛街、吃茶？几时到老？
不可能的事。
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
柄际新闻社里，当然有各式人等，包括美籍日本人、中印混血儿、法国马赛人、美国德州人、葡英混血……单单少中国人。
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没有中国人？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怕得要，再安慰她也不管用。
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
真头痛。
慢慢来吧，我也向往结婚，希望像俗话形容的“嫁得好”，但此事不能强求，我连密友都没有。
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
“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我说：“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怎么办？”
法国人笑：“下班去喝杯酒吧。”
我想起母亲的叮嘱，“不去了。”
“怎么了？”
我看看他，微笑，“我头痛。”我指指头。
“你这个家伙，怎么忽然小家子气起来？”
我不响。
饼一会儿我说：“法朗索娃，找别人去。”
“我喜欢同你闲扯。”
“人家玛歌很喜欢你，又是你同乡。”
“你自己不去就算了，别跟我乱推荐人。”他生气的走出去。
我叹口气，总会得罪人，你总会得罪人。
没到一会儿，又有人进来，我抬头，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
“嗨，蜜糖儿，”他说：“今夜有空？”
“头痛，没空。”
“拒人千里之外。”他说。
我说：“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
“有没有帮助？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
“别灌迷汤了，我已经三十岁，不受这一套，对外头打字员说去。”我摆手。
“颜回，别恃宠生娇。”
我说：“真的头痛。”
他耸耸肩，“下午，我再来约你。”
我关上门，燃枝烟，打开报告，刚预备做，那个日本人踢开门。他是我上司，我不得不
敷衍他，同他混。
我说：“早，今天心情如何？”
“坏。”他一坐下来。
我连忙扯一个笑脸。
“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
“是是是。”我笑著说。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不施展出来？”
“老板，你对我估价太高了。”
“别找籍口。”他板著面孔。
我仍然挂著假笑，假得像真的一样，心里想：小人得志，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你这只乌龟。
“是真的，你要求太高，你自己太能干，事事要一百分，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你都看不入眼。”我张开嘴，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
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我只为保护自己。
“我不管，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写一千次！”
“可以可以。不过下一次一定好。”
“你是怎么搞的？一点都不专心！”
“没法子，六年来一直是这样，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么想，居然做下来了。”死鬼，就是你特别爱找碴，你又不是老板，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陪你混就混，我比谁不会混。
“今夜有没有空？”正题目来了。
先吓唬我、批评我、伤我自尊，把我说得一文不值，然后约会我，算是提携。
我说：“我头痛，山本先生，我不想出去。”
“约了别人吧？”
“晚上打电话来查我，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
他哼一声，不出声，我也看著他，不出声。
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只是听听电话，说说笑的优差。
把山本打发走了，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
最近工作效率很差，功夫上错漏百出，大概是时间到了，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那也得看嫁的是谁，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
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著白马踏踏而来，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又有什么用？
我颇有点心灰意冷，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那是不行的，凡工作都有倾轧、排挤、斗争——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后一层，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故此只好向上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把头理在桌子上，在江湖太久了，咱们像定了型似的，很难走回家庭去。但我是这么累，我叹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外表看上去，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
我刚安定没多久，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怎么，颜，又郁郁不欢？”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
“你想我怎么样？”我反问：“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
“别拿我出气，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是否由你负责？”森姆问。
“不是！怎么推到我头上来？”我气愤，“那两个新丁为什么不做？”
“嘿，新丁得宠，你不得宠，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又自不同。”我说。
森姆讶异，“值得吗？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他又不能捧你上天。”
“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我闷闷不乐。
“谁不受气？”森姆说：“别说我阿Q。”
“不会，我比你更Q，我乾脆姓Q。”
“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你好自为之吧！”森姆出去了。
我无奈，背上相机，出发。
那科学家年纪很轻，是中国人，长得很端正，一表人才，十分出色，姓陆。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便打道回府。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他咬定了我不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此刻，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都来不及了，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人在上，我在下，除了忍无可忍，重新再忍之外，别无他法，每一间公司，每一个机构，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
避伙计合理、听话，持大学文凭，有十年经验，他还是爱踩就踩、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
每天早上，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就同自己说：这么好保养为的是什么？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罢了，唉。
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
习惯了。
德国人议斯问我：“你不舒服？”
“吃不下饭。”
“看开点。”他笑。
我坐下来，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没有什么精粹可言，平平稳稳，普普通通，交上去。
日本人出来说：“为什么不自己交进来？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
“好好好，我以为你关着门，不想人打扰你。”我仍然息事宁人，怎么都不同他摊牌。
他拿著访问，看都没看仔细，“这开头不好，谁会看这样的句子？重写过。”用铅笔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