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华伦泰从母姓。
她的父亲呢？始终是一个秘密。
也许华伦泰是私生女，也许她父亲早逝，也许……
布朗太太就是像布朗太太的一个女人，限电视新闻片在英国街头轮买洋山芋的布朗太太没有什么两样。
我爹爹是英国留学生，他者穿了英国，因此这个古老国家对我们来说毫无神秘感。
布朗太太的英语带一种难受的口音，她不是伦敦人，毫无疑问，不知哪个小镇出生的。
她住在香港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说起祖国，仍然一往情深，尤其喜欢称香港为“这殖民地”。
我想告诉她，这个称呼已经不合用了，但是布朗家自制的巧克力饼干太香甜，所以我就原谅了她的无知。何必费劲与她争论？
布朗太太看得起我，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很和蔼，常常说：“华伦泰，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要请教伟明啊，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哩。”
但华伦泰与我一样，是香港出生的。
我益发同情布朗太太了。
她们的家境不好，小鲍寓中堆满旧家私以及小摆设，整间屋子像杂货摊似的，噜噜嗦嗦，多年来舍不得扔掉的纪念品包括银杯银盾、瓷器、照片、水晶摆设、烟灰缸、钩针垫子、室内植物、书本杂志……零零碎碎，几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屋子内略有霉气，因为铺在地上的一条波斯地毯许久没洗了，又养猫，加上布朗太太的体臭，形成一股奇怪的味道。
客厅中尚有一架钢琴，我从来不见华伦泰弹过琴，不知用来作甚。华伦泰学芭蕾，她个子矮，腿短，并不是个美丽的芭蕾舞娘。
窗口装看白色的累丝窗帘，日子久了，香港城市的空气污浊，因此变了灰黑色，又破了，说不出的憔悴。但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上布朗家，如上一间古玩店般的心情。
我自己的家一尘不染，宽大、时髦、漂亮，两个白衣黑裤的女佣躲在工人房看彩色电视，等闲不出现，母亲是局里的要人，因保养得好，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犹如我的大姐，爹更不用说了，本地着名的大律师，还是不少女孩子们的偶像哩。
布朗家是另一个世界，我乐意接触与日常生活相反的情趣。
我与华伦泰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说：“在我们家，你只能见到西方科学的尖端，反而在你们家，有东方古老的情调。”
华伦泰深意的说：“别忘了我有一半中国血统。”
华伦泰自然能说广东方言，但她有意无意间故意说得很蹩脚，文法全不对了，显出她另一半血统。
像：“坏得多了，广东小孩比起英国小孩。”
其实她并不认识英国小孩。
香港的外国人仍然是势利的，有钱人只与有钱人来往，她们母女又瞧不起比她们更穷的人。
生活是很寂寞的。
母亲一次问我：“华伦泰是你的女友吗？”
“不，只是同学。”
“为什么？”
“因为她长得不美。”
“女朋友一定要美吗？”
“我的女朋友，非是个美女不可。”
我对这点很固执。
母亲笑了。
多可惜华伦泰长得不美。
但圣诞舞会，我还是邀她出席。
华伦泰很开心，琐碎地告诉我，她打算穿什么衣裳赴会。
那年圣诞很冷。她穿一条吊带裙子、一件用丝线夹着金线手工钓织的披肩，显得有点瑟缩。
而其他的女同学，都借了她们母亲的貂皮披肩出来。
我跟华伦泰说：“你今天晚上很漂亮，最漂亮是你。”
华伦泰忽然眼睛红了，她说：“伟明，你真的对我好。”
我有点难过。
我给她递上水果酒。
她惨兮兮的问我：“伟明，你不知道穷有多难受吧？”
我摇摇头。
她黯淡的说：“家里越不像话了，怕维持不下去了。”
我说：“不致于到这种地步吧？”
“我找了两份家庭补习，不无小补。”她低头。
“不要紧，自食其力、永远是值得推崇的。”
“如果我们再没有转机，怕明天就得回英国了。”
“回老家？”
“是呀，回去可以拿救济金。”她解嘲的说。
我不出声，隔一会我问：“你口中的所谓转机，是什么意思？”
“除非我可以嫁人，而那个人又愿意照顾我们母女。”
她叹口气：“否则就没折了。”
我心中想，要找那样的一个人，也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华伦泰长得美，又自不同。
她幽幽的说：“其实也不难，我同娘说：‘可惜我不是个美女’。”
我连忙安慰她：“俗语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伟明，你对我太好了。”她苦笑。
我有点不安，怕她误会，我可没打算做这个护花使者。
“你放心，”她彷佛看穿了我的心，“伟明，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我非常尴尬。
幸亏音乐开始演奏，我们就开始跳舞，一转转入舞池，也忘了说话。
我们还有大半年毕业，多数同学已在暗暗准备出路，或在本港升学，或到外国去。华伦泰是我们之间最旁徨的。
布朗太太还不肯说实话，“没有呀，我们还过得去，我一向不喜太时髦的东西，你知道，不经看，而华伦泰的品味同我一样，所以不常置新款的衣饰，要买，我们情愿买缝工好料子好的那种，是不是，华伦泰？”
我更同情她们了。
我上布朗家，时常带些水果，饼干之类。
同学知道了，就跟我说话：“你要避嫌疑，当心别人误会。”“我们知道姜伟明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但是人家会以为你对布朗小姐有意思。”“混血儿很古怪，你要当心。”
听得多了，我就立意与华伦泰疏远点。
我也不知道布朗家何以为生。彷佛完全没有收入，真叫人担心，华仑泰的父亲有没有钱剩下
呢？没有太多是肯定的事，即使一点点也好。
华伦泰很快觉得我在疏远她。
在课室遇见，就率直的问：“怎么最近忽然忙了？不再来吃茶了！！”
我也明人面前不打暗话，“华伦泰，老泡在你家不像话，我们出来玩比较好，看戏打球都可以。”
她惨笑。
“明天我们到公园走走如何？清寒的早晨最好。”
她点点头。
我骑脚踏车到公园，她已在等我。
我们坐在长凳上聊天。
“最近如何？”
“现在已在典物渡日。”
“以前你们靠什么生活？”
“一笔抚恤金，爹死的时候，公司发给我们的。”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
“公司解散了。”
“哦，真不幸。”
“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当的，只有几件旧首饰。”
“你爹是因公身亡？”
“他是船员，做到二副，我母亲那时候在利物浦做女侍，他娶了她，把她带到香港。”
原来如此。
“你父亲也许有亲戚？或可请他们帮忙。”
“他的亲戚？比我们还穷哪，每人都有七八个孩子。”华伦泰皱上眉头，她抱怨，“不知怎地，一直生下去，一个接一个，家里黑鸦鸦地，尽是孩子的头，中国人真是。”
她有时会忘了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当然，华伦泰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英文。其实她的广东话流利得很，标准是可以与街市上的小贩讨价还价，但是她等闲是不肯说的，这一点她承继了布朗太太的遗传。
“回老家你能做什么？”我问。
她不答。
“找一份家教，让富有的男主人与少爷同时爱上你？”
这种故事在所谓英国文学上读得实在太多了。
华伦泰并不介意我这种些微的讽刺。
我送了她回家。
我对她是有歉意的，我并不能帮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