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雅伦冯月兑胎换骨不是容易的事，对他也不公平。我心中答自己，即使他再爱我，我也不能嫁他，婚嫁是一生一世的事，或许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但不是结婚。
比起他，无疑我缺乏诚意，这点我很惭愧，我并不是放荡的女人，不过没有白头到老的心念而跑去结婚，更加对不起对方。
冯常常来看我，我与他也去看场戏什么的，他对我很好，连手也不拉我，除非我把手伸进他的臂膀。
我为他留下过圣诞，又到过年，连自己都不置信。人是有感情的，我嘲笑自己：日子久了，也许真会嫁给他也说不定。
近旧历年的时候，有外国朋友来探望我，一男一女，虽然是华侨，但已经不懂说中文。我快活地留他们住在我家里，叙旧到半夜。
星期六，我睡在沙发上”听见门铃声大作。
我高声嚷：“尚彼，去开门看是谁，我马上来——该死的睡袍在什么地方呢？”
尚彼去开了门，我披上睡袍看到雅伦冯呆立在门处，一时还会不过意来，一迳说：“进来呀！”
他脸色铁青的骂：“叫我进来？你这个地方，简直是个妓馆！”
尚彼没听懂，可是也知道是误会，他连忙高声呼唤：“米雪儿！”
他的爱人自房间里走出来，“什么事？”
尚彼说：“这是我妻子，我们两人是小白的朋友。”他拉着米雪儿的手，“来我们做早餐去。”
雅伦冯知道错了，惊悔交集。
我灰心的说：“我们永远没有可能在一起，你的思想太狭窄，心地太肮脏，一男一女便必然上过床了，两女一男为什么不是性派对呢？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再见。”
“小白——”
“你令我的生活不快！我们是两种人！你为什么不能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侵犯我的自由？”
“小白。”
“你走吧，我不要再看见你，你没有资格侮辱我与我的朋友，你走吧。”
他看着我很久，他说：“对不起。”眼睛都红了。
“你是我的什么人？竟然出口伤人，你付出过什么，要得回那么多，你买给我一杯咖啡，便想得到我的灵魂，太过份了。”
我把门大力推上。
尚被与米雪儿表示歉意。
我说，“这种男人，怎么忍受呢？”
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使我在朋友面前丢脸，我不会忘记，我是那种一辈子记仇的人物。
雅伦冯被我轰走以后，我赶紧去订飞机票，自觉很笨，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白白在香港耽了一段时候，想起来很可笑。
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张打电话来。
他说：“你是真生气了？临上飞机都不通知一声，十多年的朋友因一些小事就一笔勾销。”
我说：“你把我当朋友吗？”
“不把你当朋友，我巴巴的打这个电话？热面孔贴冷呢，我放着现成的热面孔，还怕贴不到冷？”
我忍不住笑。
“真庸俗！”我说。
“告诉你，雅伦冯与丽丝终于决定结婚了。”
“啊？”我一怔。
“昨天决定的。”张说：“丽丝高兴得不得了，她等这一声求婚足足等了十年。同时她觉得以前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是以她要替你——”
“张，如果你是认识我的话，你想我还能与她一起吃饭喝茶吗？”
“人家是好意。”
“我一向不管这些。”
“小白，你还是回欧洲去吧，”张说：“你根本不是中国人了。”
我哼一声，“你别以为洋人个个都像我这么潇洒。”
“你并不是潇洒，你不过记仇，什么人得罪你，你便记一辈子。”
我差点没拍手，一边说，“讲对了！”
我挂上电话，心中很替雅伦冯惋惜。
这么快便投降，年纪还很轻，三十上下，刚刚开始，为了一点点的安全感，娶个需要他（并不见得是爱他）的妻子，就此渡过下半辈子。
雅伦冯是有一点潜质的，将来他这个潜质若是不发挥还好过，若是他处处求进步，丽丝会被他远远抛在后面，他们的婚姻仍然不持久。
我随即想：这是旁人的事，与我无关。
那夜却失眠了。第二天睡到中午。家里冷清清的，我有点怀念别人小家庭的热闹，然而别人的幸福不是我的幸福，我不能在小鲍寓里生两个粗糙的孩子，把他们养大，在厨房中一天煮三顿饭，穿一条牛仔裤去买菜，闲来往菲律宾旅行。
我还要作画与开画展，我尚未成名，我的生命还有一大段要走的路，我不能自寻障碍。
门铃响了起来，我披上睡袍去开门。
门外是雅伦冯。
本想讽刺他几句，终于忍住。相识一场，分手在即，宽容点算了。
“听说你明天要走。”他说。
“正是。”我说。
“这所公寓呢？”他问：“任它空置？”
“这种小问题，何必操心。”我说：“你呢，听说结婚了？”
“是。”他默然。
“你们会很快乐。”我说。
“我最恨你言语间的蔑视：‘你们’‘我们’。”他说：“一辈子忘不了。”
我很觉歉意。
棒了很久他说：“人们很奇怪，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又是另外一些人。”
我想说：我才不会那般妥协。可是终于又忍住。
我说：“祝你幸福。”
“小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只能过普通的日子。”他起身告辞时如此说。
他所不知道的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生活方式不同，就在不久之前，我对他很有一点感情。
我们之间只差那么一点点。
凶徒
从莉莉家中出来的时候，她跟我说：“你一个人进进出出，难道不害怕？治安这么坏。”
我耸耸肩，“尽最小心罢了，真有什么事，找个手无驳鸡之力的男朋友同行，未必有保护作用。”
我独自开车回家，停好车，用锁匙开铁门。
守门的人向我点点头，我问：“好吗？”
他说：“四十四号来了警车与救伤车，此刻还没有散呢。”
“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傍晚，有人开枪伤人。”
“入屋行劫？”
“不是，仇杀。”
“伤者死了没有？”
“没有。送到医院急救去了。”
“凶手呢？”
“也许在这附近，也许已经走远了。”他闲闲道来，就如说报上另一宗新闻般。
我进铁门，按电梯。
电梯还没有下来之前，我惯性开信箱。信箱中有三份杂志两份账单。
进电梯我按九字。
出电机，正预备开另一重铁门，忽然有一个男人窜出来，用一件乌油油的武器指着我。
那是一柄枪。
我比想象中镇静。这种事香港市民迟早都会碰上，是生活的一部份。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不准叫！”他沉声说。
我说：“我有叫吗？我不会叫。”
他穿得很好，西装、领带、薄底皮鞋。
我问：“你要什么？”
“开门进去。”他挥挥枪：“快。”
“我腕上这只手表当都可以当一万元，你应该心足。”我说：“快走吧。”
“进屋子去，快开门！”
“你到底要什么？”我问：“门我是不开的了，我不会这么笨。”
“你想死？”
“如果命中注定我这么——”
他扬手给我一个耳光，抢去我的手袋，掏出锁匙开了两重门。
我伸手模脸，火辣辣的痛，模了一手血。
人们对于血有种特殊的恐惧，我也不例外，怔住了，渐渐我的心里发麻。
他要进屋子，看来这件事还刚刚开始。
我看着他，服从的进屋，开亮灯。
“你一个人住？”他问。
我不知道该怎样答。
“是不是一个人住？”他有点不耐烦。
我怕再度挨打，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