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生意比我们意料中要好，第四个月后已经赚到钱。我和阿政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一天，他要立即到北京，报馆的一名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拘留。每一次阿政出门，都是我替他收拾行李的，那一夜，我连替他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我出去了。”他拿着旅行袋说了一声就出门。
那时是严冬，北京应该正在下雪，我想起了我在英国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我赶忙在鞋柜里找出那双雪靴，拿去给他。我追到街上，他已经登上一辆计程车了。
阿政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脚上长满冻疮，我觉得很内疚。
“你为什么不带那双雪靴出门？”我埋怨他。
他没有理我，摊在床上闭上眼睛。
我在浴室倒了一盆热水出来替他洗脚，我还是头一次替男人洗脚。
“你干什么？”他坐起来问我。
“替你洗脚。”我低头用毛巾替他洗脚，跟他说，“把脚洗干净，然后涂药膏。”
我一边替他洗脚，一边忍不住流泪，我想起我在英国买那双雪靴给他的情景，我记得他在酒店里月兑下那双球鞋时，脚上长满了冻疮。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舍不得。
阿政捉着我的双手说：“傻女，别哭。”
“我们会一起到老吗？”我问他。
他点头。
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他的事业停滞不前，我的事业则可说是如日中天，我在公关公司拿的薪水，加上分红，每个月有接近十万，是他的一倍。
从前认为我配不起阿政的人，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想到要换一个更大的单位，但阿政反对。
“为什么要换？我喜欢这里。”他说。
“你不觉得地方太小吗？”我跟他争辩。
“我没有钱。”他说。
“可以用我的。”我说。
想不到我这句话正好刺中他。
“那你自己搬走吧。”他说。
“你是不是要我走？”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
我们躺在床上，整晚背对背不说话。
换屋的事搁置了，但我们争吵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每当我兴高采烈跟他提起我的工作时，他总是冷冷淡淡的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鼓励；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努力是因为想配得起他，我不想输给他以前的女朋友。
就在三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讨论换屋的问题。
“我们要换过一间屋，我的东西已经没地方放了。”我跟他说。
他坐在床上看书，对我的说话好象充耳不闻。
“你听到没有？”我问他。
“要搬的话，你自己搬好了。”他望也不望我一眼。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我给他气得七孔生烟。
“反正我配不起你。”他说。
我很愤怒，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们打起架来，在这天之前，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
我没有哭，我被他扔得很痛，但我不肯流下一滴眼泪。
“我们分手吧。”我说。
他没有反对。
我把我们联名买的单位卖了，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把余下的一半钱存入他的户口，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第四章
分手后的第一年，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
分手后的第二年，他介绍了一宗生意给我，我们偶然会通电话，我知道他正在跟一个女孩子来往。那个女孩子比他年轻十年，是他一位朋友的秘书，我见过她一次。她很仰慕阿政，就象我当年仰慕阿政一样；跟我不同的是，她没有觉得自己配不起阿政，她不认为阿政需要一个和他一样出色的女人。
“他很大男人。”这个女孩子对我说。
从前我也知道阿政是个大男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小女人，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他，爱情是我生存的动力。可惜阿政要的，不是我这种大女人中的小女人，而是一个没有野心，甚至没有进取心的女人。
分手第三年，阿政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她想要个名份，我的年纪也不少了。”阿政一边搔头一边说。
我都忘了，他已经三十八岁。
“恭喜你，会请我喝喜酒吗？”我问他。
“你有空吗？”他问我。
“我还是头一次喝旧情人请的喜酒，我一定会来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阿政说。
“什么事？”
“那天打了你，对不起。”他说。
“是我先出手打你的。”
“我不应该还手。”
“当时不可能不还手的。”我笑说。
他也笑。
阿政的婚宴在尖沙咀一间酒店举行，今天阿政的打扮很帅。以前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也憧憬过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想着自己的新娘子造型，倒没想过新郎是怎样的。
我送给阿政的新婚礼物是一幅油画，可以挂在客厅里。我想了很久该送什么礼物给他，最后，很自私地想到送一幅油画，让他家里永远有属于我的东西。
在宴会厅外面的走廊，我遇到阿政。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宴。”他跟我说。
“有一件事，我都忘了——”我说。
“什么事？”
“那一双雪靴，是你拿走了，还是我拿走了，搬屋时很乱，我都忘了。”我说。
“是我拿走了。”他说。
或许是我一厢情愿，我觉得阿政还是爱我的，他没有忘记那一双雪靴。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阿政，我后来又买回北角那个我们一起住饼的单位，时常站在阳台上，想起他抱着我的情景，我仍然相信，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爱我。
站在阳台上，我会希望香港下雪，那么阿政就可以穿上我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