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的，能载我到一个地方吗？”
“你要去哪里？”
“只是停留一会。”我说。
我请他把车子驶到林方文住所对面。二十楼的阳台亮着灯，林方文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喝啤酒，头上戴着失恋的帽子，我头一次，觉得他看来有点可怜。我不能回去，我想起他压在费安娜身上，我便不能原谅他。忽然刮起一阵寒风，林方文的帽子被风从头上吹走，在风中下坠，他在阳台上消失，该是下来找帽子。
“我们走吧。”我跟徐起飞说。
那夜之后，徐起飞没有找我，他大概知道我心里有一个人。越接近除夕，我越荒凉，难道我要为一首歌跟林方文再走在一起？他从来不求我，不求我复合。我也许会回到他身边，只要他开口，我会的。原来人的记忆有一个自动净化系统，把不快的记忆洗掉，我好象渐渐觉得他和费安娜上床的事不是真实的。
扁蕙跟孙维栋去欧洲度新年，因为光蕙舍不得自己付团费。迪之早就预订我和她一起度除夕。
她最近抽烟抽得很凶，跟唱片公司的人，还一起抽过大麻。
除夕夜，我没有收到林方文任何消息，失望演变成悲愤，我和迪之锐意打扮一番去参加她一位同事在的士高的派对。
迪之把我的脸涂得很白，和光管的颜色差不多，然后替我描上夸张的黑色眼线，我的两只眼睛好象给两个黑色的括号括着，她又替我涂上茄汁红的口红。我从来没有化过这么浓艳的妆。
“你现在才象一个女人，我是男人，看见你也会心动。”她说。
迪之穿了一套皮衣和皮裙子，上衣和裙子都绕着金链，三寸半高跟鞋的鞋头也有一只金色蝴蝶。一头鬈曲的长发伏在肩上。
“你去参加除夕派对，还是万圣节派对？”我问她。
“也许今天晚上会找到男朋友嘛！”她充满希望。
我穿了一对两寸半的高跟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穿高跟鞋。迪之步履如飞，我跟在后面，好辛苦才追上，没有男人的除夕，真是折腾。
派对在兰桂坊一间的士高举行，除夕晚的兰桂坊，挤满了狂欢的男女，车子不能驶进去。穿上两寸半高跟鞋徒步走上那段斜路于我是一件吃力的事，何况斜路的一边是费安娜的画廊？
“我忘了千年女妖的画廊在哪一栋大厦。”迪之说。
“这一栋。”我指着酒吧对面的一栋旧楼，可是，一楼已经不是一间画廊，而是一间卖上班女服的店子。
“为什么会变成服装店？”我有点意外。
“谁会买千年女妖的画？也许结束营业了。”
的士高里很挤人，派对的主人是迪之那间唱片公司的公关经理，是个很吃得开的中年女子。她热情地招呼我和迪之，把我们安排坐在一群男女中间。他们都是单人匹马来的，喝大量的酒。迪之跟其中一个剪平头装的男人猜枚，她每次都输，喝了很多拔兰地，那个男人常常借故亲近她，忽然又把手放在我的肩膊上，我突然觉得很可耻，他把我当成什么女人？我不是到来找一个男人过夜的。我起来，把迪之拉走。
“我们要去哪里？”她醉昏昏地问我。
“离开这里。”我说。
平头装男人扶着迪之说：“我送你回家。”
迪之倚着他说：“好。”又跟我说：“有人送我们回去。”
“不。我们自己回去。”我从平头装手上抢回迪之。
我把迪之从的士高拉出来，已经十一时多，街上挤满等待倒数的人群。
“我要回去喝酒。”迪之挣扎着，把我推开。
“不。不准回去。”我拉着她，她拼命反抗，混乱中，我推了她一把，谁知她站不稳，给我推倒在地上，头撞在石级上，流了一滩血。
罢好有两个巡逻警员经过，立即召救护车把迪之送去医院。
迪之躺在担架上，我很害怕她会死，我没想过除夕会在一辆救护车上度过，而我即将成为杀死好朋友的凶手。
急症室的医生替迪之敷好伤口，医生说，她只是皮外伤，我如释重负。她喝酒太多，医生要她留院一天观察。我陪迪之上病房，心里很内疚。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推你的。”
“哼！如果破了相我才不原谅你。”
“我让你推一下报仇。”我说。
“我们两人除夕要在医院度过，还不够可怜吗？”她苦笑，“你不要走，留下陪我。”
我们一同睡在狭窄的床上，互相取暖。迪之很快睡着了，护士说，医院不准留宿，我替迪之盖好被，离开病房。经过护士的工作间，两个年轻女护正在收听电台广播，时钟指着午夜十二时，唱片骑师说：“这首新歌的填词人，特别要求我们在一九八八年的除夕播这首国语歌，他想送给一个人，祝她新年快乐。”
“要多少场烟雨，
才有这一场烟雨，
要多少次偶遇，
才有这一次偶遇？
我俩是故事里的人物，
抑或有了我俩，才有故事？
这一切的故事，是因为
我的怯懦，你的愚痴？
千年的等待，难道只为了等待一次缘尽，一次仳离？难道这年代，
真是一个属于翅膀和水生根的年代？能漂的都漂走，能飞的都远逝，
只有思念和忘怀，只有无奈和无奈－－”
拌由一位台湾男歌手唱出，迂回低沉，象我们的爱情，我身体发软，蹲在地上，用双手抱着自己的身体，才能冷静下来。他已还我一首除夕之歌，我又还他什么呢？
“这首歌很动听啊，歌曲的名字是《烟雨》，今夜没有烟雨。”女唱片骑师说。
“程韵。”
一个男人叫我，我抬头看，是穿着白色医生袍的徐起飞。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朋友受了伤，我陪她入院，现在没事了。”
“你打扮成这个样子？我差点认不出你呢？”他望着我，有点陌生。
是的，我浓妆艳抹，穿黑色紧身裙，踏着高跟鞋，象个廉价的妓女，的士高里剪平头装的男人轻薄我们，也许不全是他的错。
“我刚下班，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谢谢你。”
“嗯。那么再见了。”他说。
“再见。”
我站起来，离开走廊。
“程韵。”他叫我。
“什么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在医院门外，截停一辆计程车，跟司机说：“去尖沙咀。”
林方文用歌把我召回去，他的呼唤，总是无法抵挡。我身上还有他的钥匙，开门进去，鱼缸里的纸飞机依然在东京上空翱翔，一切没有改变。
林方文站在阳台上，回头望我。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我说。
“我回来，是要把你从阳台上推下去。”
他张开双手说：“好的。”
我们在阳台上等待天亮，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我们依旧在一起，好象劫后重逢。
“你的鸭舌帽呢？”
“有一天晚上在这里丢了。”他说。
“费安娜呢？”
“我就只见过她那一次。”他说。
“你是一个骗子，是一个很坏很坏的骗子。”
他抱着我：“不会再有下次。”
一月一日下午，我接迪之离开医院。她撞穿头，我却跟林方文复合，她恨死我。
八九年的暑假，我毕业了，在一间规模宏大的实业集团的市场推广部找到一份工作。同年，光蕙也毕业，在一间代理买卖商铺及办公室的地产公司任营业主任。
乐姬在一间大银行任职私人银行顾问，她身边不是公子，便是律师、总裁之类。
市场推广部就只有我一个职员，事无大小，都要我负责。一天，林方文来接我下班。他带着我走过好几条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