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很多，薰得人睁不开眼睛。在烟雾笼罩之下，我接触到一股试探而友善的眼波，很快地捕捉住，并且温柔地看著她。
在一长阵对望之中，我们彼此读出了对方内心的喜悦与关怀，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第六章
一连下了几天雨，到处都湿湿粘粘的，真烦。
好容易放了晴，赶快把晾了几天的衣服移出来吹吹风，晒点太阳。
手里拿著竹竿，冷不防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嗨!新娘子!”
“是你呀!惠如，吓了我一跳。”
“门没关，我就自己进来了。”
我把竹竿架好，笑吟吟地打量著这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她今天穿了一身艳黄，在太阳光下闪动著青春的风采，披肩的长发，慧黠灵活的大眼睛，永远洋溢著生命的活力，仿佛每一刻都是骚动不宁，时时都在捕捉什么似的；她的眼光很锋利、很聪明，象是什么都懂，可是脸上硬装著一副天真娇憨的模样。
“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人来疯!”她耸耸肩膀，两条修得细细的眉毛往上挑起，一派潇洒自如的样子。
“疯什么?来，说给我听听。”
拉著她在沙发里坐下。不管怎么讲，好友来访，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心仪，你耽得住?”她声音很轻，含试探的意味。
我愣了一下之后，才体会出她话里的意思。
“还好，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例也平静。”
“你，……你不觉得寂寞?”她目不转睛地盯著我问。
“我?我想，我是比较孤单一点吧!”
“你过得惯这种日子?”
“还好。”我怀疑地看了看她说：“你今天是怎么啦?性向调查还是查户口?”
“都不是，我只是关心你。”她不置可否地笑笑，眼中掠过一丝暗淡，只那么一下子，然后她拉著我的手神秘地说：“走，陪我去看一个人。”
“看人?谁?”
“你先别问，去了就知道，走嘛！”
不由分说她硬拉著我往外走，出了门又自作主张地叫了计程车，坐进去后只听她对司机说：“到松山。”
我不解地望著她，希望能得到一个解释什么的，她却一言不发地向著前方凝眸。车愈往前走，她的脸色愈阴霾，我的疑惑也更深。
车子在一栋大建筑物前停下，我瞄了一眼门口的牌子，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
“松山精神疗养院”。
惠如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只见她一脸肃穆庄重，眼皮沉沉地向下垂著，嘴巴紧扯成一字形，脚步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后，即推门而入。
房间中一片白，只除了床上露出那一团干枯的黑发和一张蜡黄的小脸。
惠如走过去，温柔地拉起床上那妇人的手，定定地望著她，仿佛要将自己的生命灌入她的脑里、身体里一样。
那妇人眼中一片茫然，好象不认识惠如，瘦削的脸显得焦黄而木木然，眼眶凹陷，象两个黑洞，在白被单下伸出的那只手又干又瘦，有如鸡爪一般，整个脸看起来就象月兑了水的干果一样。
许久，许久，她笑了，一下那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惠如坐了很久，我不敢去叫她，只得站得远远地看著、奇怪著、等著，心里充满了问号和轻微的恐惧。
床上的妇人不知什么时候闭上了眼睛，象是唾著了似的。
“走吧！”惠如将妇人的手放回被单里，站了起来。我和蕉如走出疗养院，已是黄昏时候，晚霞为天边涂上一抹彩丽，在夕阳的映照下，惠如的脸依旧灰暗暗的。这回她脚步很慢，一步步踏在柏油路面上，响起清澈的回声，走了好长一段路后，她才开口，声音中充满了凄楚与伤感。
“心仪，你晓得她是谁?”
我摇摇头。
“她是我母亲!”
“?！”我停下脚步，惊愕地望著她，说不出半个字来。
“很吃惊是吧?走，找个地方坐下，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里坐下，惠如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吸了一口之后说：
“心仪，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我点点头。
“听了我的故事后，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一定。”
“好，我信得过你。同学这么久，你一定奇怪，我怎么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庭、父母吧?”
“嗯。”
“怎么讲呢?假如你的母亲有精神病。”
我同情地看看她，不知说什么好。
“已经十几年了。你看，她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父亲呢?”
“在船上。”
“跑船?!”我又是一震。
“不错，资深船长。”
“他为什么?……”
“为什么丢下我母亲不管是不是?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不能原谅他的地方。最近几年自己仔细去观察，才慢慢发现他的心境和苦处，也许是逃避，也许他是有意在惩罚自己吧！”
“?……”我真是越听越迷糊。她了解地点点头，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父亲出生在淡水，世代捕渔为生，从小就与海洋为伍，从小就看著大人们出海打渔，少年时期，对神秘而变幻莫测的海洋，更是怀著一份莫名的敬畏和崇拜，同时也更向往大海彼岸的国度。在十六岁那年，他独自离家在商船上当水手，由于他年轻、肯学，人又聪明，没几年功夫就当上水手长，在船长大力推荐下又升上三副，学了不少航海方面的新知识。廿二岁那年，在父每安排下与我母亲成婚，二年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我哥哥。那几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黄金时代，妻子、儿子、事业，样样称心如意，在镇上真是风光极了，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战事爆发，头几年，他仍旧时常回来。到三十年左右，战事进入激烈状况。我父亲因为常来往大陆各港，硬被日本人视为重庆份子，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整天来家里骚扰调查，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其实父亲自从二十九年底上船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母亲一方面忍受著日军的压迫与欺辱，一方面又日夜挂念著生死未卜的丈夫，终日以泪洗面，担惊受伯，还要工作赚钱维持一家的生计，侍奉公婆，照顾孩子。一个白天接著一个黑夜，永远无尽的等待，想著下落不明的丈夫，望著穷困的家，多少次想一死了之，又都忍下来。但是残酷的命运之神并未放过一个孤弱的女子，先是公公病逝，为埋葬公公入土，用尽了家里最后一样财产──她的结婚戒指，没多久，我哥也被死神夺去，家里只剩下二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整日愁苦相对，生活在绝望之中。
战争一直延续下去，日子越来越艰苦，父亲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各种臆测及传说都不断涌来。有人说他在海上失踪了，有人说可能被抓去打仗，或者战死，甚至有人说他到唐山不想回来了……。黑夜依然伴著残酷的宁静按时来临，母亲开始吃不下东西，也很难入睡，身体一天坏似一天，就这样等著，盼著，什么也模不著，什么也不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没人告诉她；丈夫哪一天回来?也没人能回答她。他还活著或者尸骸在海上漂流著?
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也开始有点恍惚不定。
终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许多人都纷纷返乡，父亲却没有回来。
一直到卅五年底，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离家七年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案亲一身褴褛，形容憔悴而疲惫。面对著这样一个残破的家，年老多病的母亲，月兑了形的妻子，心里那股子悲怆就再也忍不住地迸溢出来，大家相见，抱头痛哭，恍如在梦中一般，但是现实是毫不留情地在压挤著人们，为了生活，他必须工作，眼前能做的只有上渔船出海打渔，于是又开始讨海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