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女敕，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女圭女圭的年龄，我不玩洋女圭女圭（也没有洋女圭女圭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案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女乃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