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很少有人有私家車，楊潔就有一輛，她的車子前凸后凹，傷痕累累，她依然能開著這輛車橫沖直撞。有一次，她開車接我和鑫濤去吃飯，我為了禮貌，坐在前座，讓鑫濤一個人坐后座。誰知，我才坐進車子，她就“呼”的一下把車子開出去了，我回頭一看，鑫濤站在街邊，還沒上車呢？還有一次，我和鑫濤坐她的車子去一個地方，她認得那地方，卻不太熟悉，另一位朋友叫她“跟車”。于是，她就跟著前面的車子開，一面開車，她一面和我們眉飛色舞地聊天，聊著聊著，她忽然說：“前面的車怎么轉彎了？”她一拍大腿，明白了：“他要抄近路！抄就抄粑！”
一個急轉彎，她就跟進了一條窄窄的巷子，一路跟下去，巷子旁邊沒了人家，多出一條河來，再跟下去，前面連路都沒有了，那輛車停下來，司機鑽出車子，回頭詫異地看著我們。楊潔這才急煞車，大叫一聲：“跟錯車子了！”
這就是楊潔。（后來我終于弄清楚了，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間，都在國家女藍代表隊打球，她的編號是五號。打起球來，沖鋒陷陣，銳不可擋，大家都稱她“女籃五號”。她的故事和戰果，曾被拍為電影，電影名也叫“女籃五號”。如今，她仍在體協做事，所以，我們一路的行程，都是她用體協的關系，招呼過去的。）寫了一大篇關于我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現在，要拉回到“北京的小梧桐”上來了。
因為我們認識了這么多人，所以，我們每次出門都浩浩蕩蕩的。因為這些人都是老北京，大家不論祖籍何方，都能說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次大家一談天，悅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我聽得好舒服，好像進了電影配音間。但是，這些京片子對鑫濤和承賚都是個考驗，他們兩個是同鄉，都說上海話。北京話和上海話差別甚多，鑫濤在我多年“教育”下，（我平時不喜歡他在我面前說上海話，而且時時刻刻糾正他國語的發音）還能勉強應付。而承賚就常常詞不達意。有一天，承賚對我說：“我來北京好几次了，還沒有見到北京的梧桐！”
“哦？”我困惑地問：“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嗎？”
“有，有，有，好多好多！”承賚一疊連聲說。
“梧桐？”楊潔歪著腦袋，仔細思索：“我在北京住了這么多年，還沒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
“有啊有啊！”承賚急了，“是小梧桐啊！”
“小梧桐？”我更困惑了：“它們長不大？是特殊品種嗎？會結梧桐子嗎？”我的一連串問題，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陣爆笑。到底，知夫莫若妻，她急忙代承賚翻譯：“他說的不是梧桐，是胡同。北京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小胡同嗎？”
這樣一說，全車大笑。從此，“北京的小梧桐”就是我們這一路的笑料。承賚個性隨和，熱情開朗，是個最好的朋友，從不以我們的大笑為忤。只是，從“小梧桐”開始，他一路繼續鬧過無數類似的笑話。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就在承賚說沒見過小胡同的第二天，韓美林興沖沖的跑來告訴我們，北京最著名的國畫大師李可染，歡迎我們去他家里小坐。這消息讓我和鑫濤都不之雀躍。鑫濤愛畫，已跡近于“痴”，對李可染大師，早已崇拜多年。我們剛到北京時，鑫濤就問過朋友們：“能否拜見李可染？”
韓美林聽了，并沒多說什么，誰知，他立刻就作了安排。
而且，他說，李可染也很相見我們呢！
“不過。”韓美林最后說：“李可雜住在一個‘小梧桐’里，聽說路不大好找！”
我們大家笑著，開心著，興奮著。“小梧桐”有名有姓，怎會不好找？大家就按照時間，晚上八時，去拜見李可染，同時，也見一見北京著名的“小梧桐”。
我們都沒想到，北京的胡同里沒有路燈，（事實上，北京的大街上，四處燈也不很明亮）而胡同是曲里拐彎的，胡同中往往還套著胡同。我們這一群人，分了兩路，我、鑫濤、承賚、初霞、韓美林是第一路，朱婭帶著其他几個人，另外乘車來。
我們的車子，開始在黑暗的小胡同中東繞西繞，就是找不著李大師的胡同，司機下車問了好多次路，又向前，又退后，又左彎，又右拐，這“北京小梧桐”實在厲害！你就鬧不清它有多小枝椏！終于，我們總算找到那胡同了，又開始對門牌。原來，這胡同中的舊建筑已經拆了，現在蓋了許多公寓，李大師就住在其中一座的四樓。
好不容易，我們找到了門牌，這時，李大師已派了兩個人，手持手電筒，站在樓梯口等我們。
“對不起。”接我們的一位先生說：“這棟樓的公共配電因為沒繳費，被停電了，所以，整個樓梯都很黑，大家要小心一點走上去！”
他們用手電筒照著，一前一后地為我們開路。這時我真是新奇極了，走了黑胡同，又要走轉達樓梯。心想，李大師如果晚上要出門，豈不是太不方便？幸好，接待我們的那位先生說了：“李老師就快搬家了，新房子有花園，是平房，對李老師來說，比這公寓合適多了！”
這才安了我的心。我知道李大師已經八十一歲了，這樣的黑樓梯，實在不太安全。
終于，我們到了李大師的門口，房門大開著，我們還沒進去，一串喜悅的、熱情的笑聲就在迎接著我們了：“對不起，對不起，讓你們大家，走了好一段黑路！”
李大師站在門口相迎，他的夫人也站在門口相迎，李大師面色紅潤，笑容可掬，看來既親切，又平和。師母更加高興，一直把我們往屋里讓，嘴中喃喃抱怨著，說他們的兒子李小可很相見我，今晚卻無法聯絡上，實在太可惜了！（后來，在李世濟的清唱會上，我還是見到了李小可。）我們走進了李大師的畫室，這間畫室很小，一張大書桌已占去一半面積，書桌對面，有一張沙發，沙發的小几上，准備了各色點心，師母說，知道我們要來，特地去北京飯店訂做的！畫房每個角落，都堆滿了書，書桌對面的牆上，挂著一張李大師的大畫。我們忙著看畫，忙著吃點心，忙著向李大師表達我們的崇拜，簡直是手也忙不贏，眼也忙不贏，口也忙不贏！
李大師的興致很高，要我們來以前，他已經為我和鑫濤，寫了“墨緣”兩個字送給我們。當他看到我們真心喜愛他的畫時，他笑吟吟地說：“剛剛讓你們走了半天的‘黑路’，現在，讓你們看一看我的‘黑畫’！”
原來，李大師在文革時期，備受侮辱，紅衛兵稱他的畫為“黑畫”，而大肆攻擊。李可染的畫風，是長于用墨，一張大畫，重重的山，彎彎的水，僅僅用墨，就看出無限層次。能把中國的筆墨，發展到這種境界，難怪李可染要成為“國寶”畫家了。
鑫濤對李可染，本就崇拜萬分，現在，見到他老人家本人，他就更“震懾”得大氣都不敢出。李大師卻和氣得很，他高興地出示著他的作品，一張一張攤開來給我們看。我們的第二路人馬也到了，几個人一站，就擠滿了李大師整個畫室，大家又看畫，又贊嘆，又聊天，真是不亦樂乎。而師母，整晚笑嘻嘻地拿著照相機，在那兒興沖沖地拍照，拍我們，拍畫，拍李大師……我更一次証明，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個女人在扶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