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要如何款待大伟明利，刚才他匆匆地向我们告别，倒忘了相问，是早上摇电话去半岛再议吗？”
唐襄年还是笑：
“别打扰他，已经说好了由颜小慧陪他在香港好好玩一日，周一上午，他会到我办公室来，一同谈总代理合约之事。”
“嗯。”我茫然地应。
上了车，不禁又从车窗伸出头来问：
“我们的合约是十拿九稳了吧？”
唐襄年答：
“你担心的不是合约问题，回去吧！”
他的道行的确比我强百倍千倍万倍。
一言中的。
合约不是我所要担心的问题。
唐襄年再一次间接地提醒我，有关我要付出的代价。
在本城，没有免费的服务与带挈。
是否能拿到这些成药的总代理权对唐襄年整个企业王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才是乾坤易转的重点所在。
然而，我豁不出去。
这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一回事。
我从没有想过，金信晖之外我还会有别个男人，即使在他殁后，我都没有这个观念，何况是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模模的一段雾水情缘，这将置我的身分与清白于何地？
不成。
一千个不成，一万个不成，一亿个不成。
在周一我虽然一脸凛然坐在唐襄年公司的会议室内，跟大伟明利讨论总代理合约的细节问题，可是，我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
可以卖力，不可以卖身。
不错，大伟明利己表达了他乐于与我们合作的意愿，但他代表伟特药厂开出的条件相当犀利。简单一句话，做他们的总代理，投资非常庞大。
为此，我一时间语塞。从极度的兴奋变为犹疑，以致近乎木讷。
谤本不能讨价还价，因为打个折扣还价，我还是要有相当的储备与活动资金，才能做得成这单生意。
大伟明利以为我的沉默是认为他要我包销的数目过巨，于是解释说：
“金太太，单一种感冒伤风药给你做总代理，我们并不愿意。如果你对我们的成药品质有信心，那么这另外的几种胃药、止痛药、止疴呕的药都是十分有效的，且反正是发行销售，多些品种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这道理我是完全明白的。既然开台食饭，越多人越好菜肴，往往是服侍一个人吃饱肚，使用开支更贵。
然而问题在于资金的周转，我手上固然没有足够现金去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金家肯不肯承接这单生意，犹是未知之数。
这重难言的隐衷就不好意思出口了。
大伟明利还好心一片地说：
“我们愿意谋求合作，其实也着重于把整个亚太区的生意交到一个合伙人手上去处理。换言之，我们除非不给予总代理权，否则，一定是要贸易对方包起了整个亚太区来办理，而非只香港一地。实际上，品种多、销路广是作为总代理求之不得的事。”
听他这么解释，把已到口的肥肉放弃当然是百般舍不得的事。
于是，我只好回过头来向一直坐着没有发表意见的唐襄年说：
“唐先生，你认为伟待药厂的条件如何？”
唐襄年答：
“相当合理，我毫无异议，只看你的主意。”
然后，他模一模下巴，俯身上前，对大伟明利说：
“我倒有一个要求，大伟，你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我们不迟。”
“请说！”
“容许我们在本城做包装。换言之，我们不要你原装的盒，只要你的一大批药品，到了香港，我们才入进包装内，如此你就可以在价格上再降低一个百分比，事实上，包装在此地便宜得多，且需要有当地的文字作说明，对销售有帮助。”
唐襄年果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商界奇才，他晓得如何绕一个圈，得体地令对方减价，而同时能生出很多相对的利益。
唐襄年还有一点厉害之处，他不需要大伟明利即时答复是起着两个作用的。
其一不急着落实总代理权就显示出我们这一方成竹在胸，对方不答应所请，只会是他的损失，这是欲擒先纵之一法。
其二是他分明看到我的踌躇，于是把再议的机会塞给对方，这就既可以有转寰余地，又没有露出弱点。
看来，跟在唐襄年身边才那么几天，所见所闻所学所识实实在在丰富得难以形容。
送走了大伟明利之后，唐襄年连连拍了两下手掌，道：
“大功告成了！”
“我并没有预料到作为这伟特药厂的总代理，需要投资这个我能力负担以外的数字。”
“金信晖的遗产还没有到手吗？”唐襄年问。
“我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还得有一个百分比属于健如母女的。”
每提到此事，我就觉着浓郁的委屈和耻辱，因而要回一回气才能继续说下去：
“除非我可以打赢官司，把小叔子的监护权取到手，那么，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产业，就比较容易调动资金，即使多的是不动产，也可以向银行进行按揭。”
“胜诉的机会如何？”
我摇头，不愿意想起罗本堂律师的忠告。
唐襄年说：
“先等着大伟的答复再算，他回到美国总部汇报之后，很快就会把合约寄来，你是否签下去，其时再做定议。不过，方心如，我很诚恳地告诉你，这是一个发达的大好机会，真正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问题在你。”
我并没有回避唐襄年的目光。
我知道问题在我。
“待我的官司大定了，知道了结果，再去考虑其他问题吧！”我是这样说。
唐襄年答：
“官司赢了输了，情况都是大同小异，你必须得到利必通银行的支持，才能做得成这单大生意。赢了，银行要求你注资的基本金额可以拿得出来。输了，你连起码的本钱也缺乏，要多筹一笔现款，如此而已。”
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银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相当理想了，其余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须的本钱。换言之，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钱，也须安排其余的借贷，把握何在？无非都在唐襄年个人身上。
要永隆行提出什么帮忙与保证，在今日是困难重重的。
客观上，永隆行未有强劲的银行关系；主观上，太多永隆行的股东，也就是我那些直系亲属，不会愿意帮助我去创业，这是肯定的了。
笔此，问题在我。
我肯不肯付出代价？
不肯。
当我走出了唐襄年的办公大楼，独自在中环的街道上踱步时，我仍是意志坚决的。
唐襄年说只要晨早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忘记昨夜星辰，无人知晓，就能重新为人。这个意念是惊人的，我无法接受。
我固然不爱唐襄年。
他也不见得爱我。
爱一个人，一定期望与之长相厮守。
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份好奇、好感、刺激、娱乐、发泄。我并不甘心成为玩物，不可以，这是极之有损尊严之事。
人没有了尊严，还怎么活得下去？
整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吧！
伟特药厂的一个发财梦自今天起苏醒就算了。
满城都生机，我还会有灿烂的明天，何必急着把自己抛售？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有这个信心。
然而，很可惜，有时，自信与成功划不上对等符号。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一总亲人站在法庭做供时，说出来的话。
方健如的供词说：
“我曾经对大姐提出过重抗议，认为由一个女佣带着三个孩子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尤其是我和大姐都要在永隆行上班，晚上还有一些非去不可的应酬，根本无法分心分神在照顾儿女上头，因而，我坚持要四婶一个人带咏诗，而大姐仍然只依赖牛嫂去照料三个小孩子及金耀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