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亲如今里里外外极端优越的条件，要怎样的一个女人才够得上资格令他自动自觉兼且自傲地宣布这段婚外情？
案亲看我不说话，就答：
“我只能说，对方是个难能可贵的女人，或许，我这样说，对你是太不着边际了。而且研究她的种种吸引我的地方，其实也不是问题的重点。”
案亲的说话是开门见山，兼一针见血。
他说得对，哪怕他恋上了猪八戒，都是既定事实，我们要关心要处理的是善后方法。
我于是问：
“你打算怎么样？”
“没有打算过。”
这答案令我骇异。
“浩源，我把真相告诉你母亲，是因为我情不自禁，我觉得瞒骗着你母亲，我已心有所属，情怀别向，是非常辛苦的事。之所以辛苦，是在于你母亲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拥有我的态度，令我觉得对不起我真心爱恋的女人。”
我忽尔伸手截停了父亲的话：
“爸爸。”
我需要消化他的这番话。
这番话比母亲的哭闹还要有力，且沉重百倍。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发挥着什么魅力才能够令一个男人以爱她为一种荣耀，愿意公诸于世？
母亲如何会失败到这番田地？
“对不起，”我说：“我为母亲难过。”
“你别以为我对你母亲毫无歉疚，但那无补于事。我深爱的是另有其人。”
“你们会不会离婚？”
“不会。”父亲答得很爽快：“对方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她并不是要嫁我。”
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不期然有点气愤，稍稍晦气地问：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那个女人提出要跟你结婚，你就会想办法跟母亲离婚？”
“浩源，你站在你母亲一边说话，我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等于要我理解你为什么老站在对方一边说话一样。”
我是真的生气了。
不但为了天性对母亲的偏袒，而且我觉得一个男人迷恋一个女人到这田地，不自觉地被她的意愿牵着鼻子走，是可悲的。
这可悲的现象竟发生在我一向敬重的父亲身上。
或者更坦率一点的承认，我已开始嗅到了一股醋意。
如果连我都有这种酸性感觉，那么母亲的种种表现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她受的刺激当然比我更甚。
问题一直胶着，没有解决方法，也一时间不可能有。
案亲意识到在他的婚外情一事上，我们母子是同心的，只不过母亲的表现极不得体，我则比较隐晦和含蓄。
他几乎是没有把我劝服拉拢过来的意思，除了把事情向我交代过之外，以后绝少再在我面前提及他的那个女人。
我亦不好意思再查根问底下去，因而别说不知那女人是何方神圣，连贵姓芳名，她的职业，也不清楚。
我曾问母亲：
“那女人是干什么的，女艺员、欢场中人抑或中环佳丽？”
“你为什么不问你父亲？”
我没有答，于是母亲再说：
“听说是个做生意的。”
我仍然没有接腔，母亲又说：
“别估计过高，本城的银行主席是生意人，尖沙咀地区的夜总会公关主任与庙街的扯皮条也是生意人，不是说，职业无分贵贱？”
我发觉母亲的说话，特别是在谈论她的情敌时，越来越刻薄越没有教养。
可是，我是越听，反感越少。
这表征着我已越来越站到母亲的一方面去。
母亲固然需要家庭内的盟军，她倾力哀求我回港定居。
就是父亲，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他的理由是：
“浩源，有你在我们身边作缓冲，日子比较好过，而且我需要你多照顾丽晶百货的生意，我怕要分神在别的事情上头。”
包括照顾他的婚外情？
这句话是心照不宣的，我还不至于能直接问得出口来，贬低我的身分。
真想不明白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恋爱，抑或是临老入花丛者，缺乏了正常的反应与定力。正如一些人不堪酒精刺激，微有醉意，就忽然的反常大动作起来。
我是留在城内工作了，本城其实是个很适合年青人发展的地方。
堡作量沉重，工作质素要求高，工作目标既远且大，工作效率冠绝全球，这种种因素把在城内肆业者都推上工作热诚的高峰。
城内多发达之人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不是弄僵了，我在城内干活就是无懈可击了。
目前，他们间竭性的争吵、谩骂、冷战等等，成为良好生活上的一份讨厌的滋扰。
我最近想出来的应付办法就是尽量避之则吉。
把更多时间放在事业上，反而令我更精神舒畅，反正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事。
日间的时间表老是塞得满满的，连晚上都几乎应酬不绝，夜夜笙歌。
香港的生活，只要你愿意配合，可以忙个天昏地黑，把烦忧之事葬送掉。
就有这个好处。
有时，为了避免早回家来，给母亲逮着了要听她吐苦水，我就干脆什么应酬都答应出席。
不是不孝，而是日子有功，长贫难顾。
世界上最伟大的聆听者，如果把凄凉故事听上十遍，也会忍无可忍。
我越来越觉得我躲开整件事是合情合理的。
这天晚上，非常的例外。
我早知道母亲要出席一个她娘家的宴会，父亲当然也有个人的节目，我反而难得独个儿躲在家里休息，于是一边喝冰冻啤酒，一边看电视播映的球赛。
球赛相当精彩，才完结了上半场，就是新闻播放的时间。
新闻报道员在讲述那桩母亲曾提及的骇人炸尸案，受害者家属上诉，要求法庭对六年判决作出重新的裁决。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
电视台的记者访问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应，多觉得是轻判了。
其中一个被访者说：
“仁慈不是应该施予在犯罪者身上，要香港在后过渡期内与九七之后确保社会安定，应该考虑加重判刑。”
那新闻报道员于是笑微微的说：
“关于如何使香港的治安更纳入正轨，确保社会安宁，平稳过度，今日在一个商界的午餐会上，本城的女商家聂础楼有她的一套看法，我们且看看她怎么说。”
然后书面一转，见到了一张年青而明丽的女性脸孔，字幕印出来是环球贸易公司董事总经理聂础楼。
她的声音很温柔，一字一字非常清楚的说出来时，显得相当踏实而有力。
她说：
“传媒在过渡期内担当保卫本城安定的角色，相当重要。我们在拥护新闻自由的同时，更要强调新闻道德的必要性。
“在于今日城内市民开始注意时事时人、政冶经济的时候，肆意把事情夸大渲染，甚至生安白做，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之举的新闻报道，不但不应鼓励，而且应该备受批评。
“自由与放纵是一线之差，这一线之差往往就是本城能否在后过渡期内获得安定的因素之一。”
画面分明已跳到别的新闻项目上去，我眼内似仍见聂础楼那盈盈浅笑、娓娓道来的模样，她的那番话重复又重复地在耳边响起来。
这感觉竟是特别、新鲜而又快乐的。
香港现在竟有这么勇于发言，而又言之成理的女人。
无疑是感人的。
翌晨起来，第一个念头钻进脑袋去，就是要找张报纸来看看，有没有刊登更详细的关于那位聂础楼的消息。
多艰难才在报的一角找到了那段关于聂础楼在商会午餐上发表议论的报道，跟电视的报道无大差异，更没有她的照片。
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一阵难禁的失望。
是的，我渴望知道多一点有关这女人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