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法蘭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貴族生活中必須存在統一的思想。估計是因為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象法蘭西民族這樣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歷史將看到，法蘭西民族永遠不會倒退。法蘭西經常上當受騙，但是，也和一個女子上當受騙一樣，是受了最初沒有估計到其意義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熱烈感情的欺騙。
如此說來，聖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謐寧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產十分相稱。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麼？世間萬物，頭佔首要地位。萬一某個民族將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各民族不願死亡，于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亡，如同古羅馬、威尼斯及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一樣。
其他社會活動領域與上層社會之間風習各異所帶來的差別，對貴族階級頭面人物來說，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義。不論什麼國家，不管「政府」以何種形式以現，一旦貴族失去了絕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就變得軟弱無力，民眾就會立即將他們推翻。民眾總是希望財富、權勢和行動掌握在貴族手上、心上、頭腦中。言談、智慧和榮譽，沒有這三重的權勢，一切特權都會煙消雲散。各層民眾，如同女人一樣，喜歡任何統治他們的人強有力，如果沒有幾分敬愛，他們的愛情便無法維持。誰不令他們肅然起敬，他們是不會對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視的貴族，正如同懶惰的國王、女人氣的丈夫一樣，因為無能，才變得無用。所以，大人物均與民眾隔離，且有其獨特的風習。
一言以蔽之，貴族集團的一般舉止習慣，是真正權勢的象征；而他們失去權勢時，這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聖日耳曼區之所以暫時被壓倒，就是因為它不肯承認，要存在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其實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麼難事。它應該象英國貴族那樣，誠心誠意地及時看到，各種制度都有其多災多難的年頭。到了那種時候，同樣的詞句已經不具有同樣的含義，同樣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政治生活條件完全改變了形式，而實際內容並沒有根本改觀。這些思想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段艷史基本上發揮了這些思想。在這個故事中，它既給原因下了定義，也為事實提供了注解。
莊嚴雄偉的貴族與邸及高樓大廈，內部處處富麗堂宣，陳設精美華麗，構成了一個「場地」。還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運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動其中，從不受到任何冒犯；慣于從來無需降低身分去計算日常生活細小開支，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總之，貴族的傳統習慣所賦予他的社會力量，他的對手即使通過學習、再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難與之抗衡。一個從童年起即擁有這等特權的人，一切都應該使他的心靈變得高尚，給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碼的功效也應該是具有與其高貴姓氏相稱的高尚心靈。從某幾個家族來說，確實如此。在聖日耳曼區，這里那里，也會遇到行為高尚的人。
但這只是些例外，從反面證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這普遍的自私自利，導致了這個特殊階層的失勢。法國貴族獲得上述那些優勢，正象一切貴族的精華都獲得了這些優勢一樣。只要他們將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領域」之內，各國的上層就會產生貴族的精華。無論是在地產領域也好；還是金錢領域也好，都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唯一堅實基礎。然而，只有在民眾同意給他們這些優勢的條件下，只有在他們自己能保持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各式貴族才能保住這些優勢。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世襲領地，其「隸屬權」屬于領主。這里所說的領主，今天自然就是民眾。
時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過去一個方旗騎上，穿上鎖子甲、長矛揮舞得好、出示長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個方旗騎士則需要表現出智慧。過去只需要膽量的地方，今天則需要肥碩的大腦。藝術、科學和金錢形成了社會三角，權力的盾形紋章就瓖嵌在這個三角之中，現代的貴族也必須從這里產生。一個重要的定理與一個高貴的姓氏縣有同等的價值。羅特希爾德家族，這當代的富蓋家族（兩者都是有名的銀行家），事實上是王子。
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事實上是一個寡頭，他代表著整個世紀，而且幾乎總是成為法律。因此，能言善辯，作家的絞盡腦汁，詩人的天才，商人的韌性，將多種光彩奪目的優點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堅強意志，將軍的利刃，這些可以單槍匹馬征服整個社會並強加于社會的本領，當今的貴族應當集所有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為己有，正如往昔貴族階級壟斷了物質力量一樣。為了保持一國之首的地位，難道不需要一貫稱職地領導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和精神，才能使國家听從指揮麼？沒有發號施令的本領，怎麼能牽著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備手執權杖的軍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帥的權杖又有什麼用呢？
聖日耳曼區曾經玩弄權杖，以為那就是全部權勢。它完全顛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詞序。它本來應該將刺激平民的貴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權勢，結果卻讓資產階級抓住了權勢，自己死死抓住斌族家徽不放，而且總是將自身居于數量劣勢而不得不服從的必然規律忘在腦後。人數勉強佔社會千分之一的貴族階級，當今也好，往昔也好，都應該大量增加其行動手段，以便在出現重大危機時，能夠以同等的力量與民眾相抗衡。在當代，行動手段應該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歷史的回憶。
不幸的是，法國的貴族依然沉醉在已經煙消雲散的往日權勢之中，死死抱住那種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態度。其實用這種態度它很難自衛。也許這是整個民族的缺陷。法國人從不向下看，總是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進︰他自己不斷上升，卻難得可憐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麼多幸運兒。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寧願听從理智。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著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著荷蘭人一樣。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
聖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佔優勢。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聖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聖日耳曼區一直依賴著政權。他們以為，即使將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對其利害關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們貪圖並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確有把握的未來。產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